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全称中国工农红军。

昌乐四镇特刊纪念专刊



曾中生(1900-1935)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生于湖南资兴。在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并在部队发展共产党组织。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董必武创办的《汉口民国日报》主笔,进行革命宣传。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后赴上海开展工作。同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到上海先后任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1930年春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领导开展兵运工作,期间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抵制。同年9月奉命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一军主力已转移的危急时刻,果断组建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组织指挥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1931年2月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委并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兼任校长,领导根据地建设,并参与指挥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和苏区得到迅速发展。随后又领导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张国焘到达根据地并撤销鄂豫皖特委后,任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并被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同年夏与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在一个月内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4城,取得歼敌7个多团的重大胜利。期间同张国焘刚愎自用的领导作风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指导方针进行了坚持的抵制和斗争,并因此遭到打击,被降任新成立的独立第一师师长。1932年率部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2月任川陕省委委员,参加了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围攻"的作战,并对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撰写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军事理论着作,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继续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1933年8月在"肃反"中被逮捕并遭长期监禁,1935年8月在四川理番县被秘密杀害。
  许继慎(1901年-1931年11月),原名许绍周,字谨生,中国安徽六安石堰乡土门店人。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将领之一。
 许继慎在黄埔一期中是著名人物,能讲能打,令右派学生非常头疼。在鄂豫皖初期曾是徐向前的上级,后来又是徐向前手下的师长。许对张国焘很看不上,私下称他是“老右倾”。张国焘也没客气,在白雀园大肃反中将许用马活活拖死。当时许的妻子是师政治部的秘书,已身怀有孕,还是被秘密处死。因此案株连而被杀害的红四军人员达2500多人,史称“白雀园肃反”。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杀段德昌,还开了公审大会的,枪毙时,好多战士、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出声,因为夏曦在场。后见贺龙哭出了声,我们才敢哭,一下子都在哭啊!1933年5月1日中午时分,段德昌吃完粉蒸肉后,把筷子交给贺龙,高呼“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片刻,段德昌被砍死。段德昌英勇就义于马东县金果坪,时年29岁。这位为创建新中国而苦苦奋斗的军事奇才,就这样英年早逝了!
  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群众含泪埋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29颗青松。
  1944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召开党的“七大”和全面清算王明“左”的路线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会上,毛泽东为冤死的段德昌平反昭雪。
  1952年,毛泽东又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
  1953年1月,段德昌的遗骸被迁葬于鹤峰下坪,1962年再迁至鹤峰满山红烈士陵园。
  1994年,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之一。人们不禁要问,段德昌是什么人?什么原因使他享有这么高的荣誉?

共和国的摇篮

山坳里的国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治国安民的艺术家 —中央执行委员会
人民政权的宝鼎 ——中央人民委员会
暴风雨中的航船 ——中共苏区中央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苏维埃的“大管家” ——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
治国安民法为上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
谦政利剑 ——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
红土青天 ——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
苏维埃政权的“财神”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
苏区国计民生事 ——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
苏区经济擎天柱 ——苏维埃国家银行
红色“铁算盘” ——中央审计委员会
阳光照耀下的苏区教育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
苏区工人的“好娘家” ——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
“分田分地真忙”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
革命战争的“先行官” ——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
红星耀千秋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狂奔的火车头 ——中共中央局
苏维埃国家的卫士 ——国家政治保卫局
苏维埃政权的柱石 ——全总苏区执行局
战火烧不断绿色通道 ——中央邮政总局
山花红烂漫 ——中央出版局
赤白贸易的枢纽 ——中央对外贸易总局
苏维埃大地的朝阳 ——少共苏区中央局
培养干部的摇篮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战火映红的奇葩 ——中央工农剧社
孙中山纪念馆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李大钊纪念馆 毛泽东纪念馆
鲁迅纪念馆 邓小平纪念馆
周恩来纪念馆 陈毅纪念馆
贺龙纪念馆 郭沫若纪念馆
叶剑英纪念馆 焦裕禄纪念馆
129运动纪念馆 血 铸中 华
鸦片战争纪念馆 天津战役纪念馆
莱芜战役纪念馆 抗美援朝纪念馆
八路军纪念馆 抗美援朝纪念馆
新四军纪念馆 东北抗日纪念馆
民族魂 延安革命纪念馆
   

党史文苑

  1927年9月初,为筹备秋收起义,刚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奉命研制了起义的旗帜样式:旗色为红色,象征革命;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星内嵌交叉的镰刀斧头,表示工农大众紧密团结;靠旗杆一侧旗幅的白布条上竖写“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11日,该师指战员高举鲜红庄严的军旗,举行了着名的秋收起义。此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样式曾作过多次修改,但组成军旗的基础图案(五角星、镰刀、斧头或锤子)和鲜红的旗色没有变。1930年4月,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中,规定旗幅上方增加横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旗边加饰旗须,并确定了旗帜的规格、斧头样式和刃锋的方向等。1931年3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红军军旗样式有较大变化,镰刀斧头改为金黄色镰刀铁锤,五角星由白色改为金黄色,单独置于旗幅内上角,以旗须颜色区分部队属性,还规定了授旗范围和红军各级旗帜规格。
  中央军委1933年4月颁布的更改军旗样式命令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4年1月通过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样式:“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交叉的镰刀锤子,右上角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
  但由于战争实际情况和各个根据地互相隔离的现实,流行最广的还是1931年版的军旗样式,1934年版的并不广泛使用,只是在中央红军中采用。
  军旗一般授予团级以上部队和院校,中央红军军旗由中革军委授予。当时也有授旗到连级部队的现象。
  军旗是部队的荣誉和生命。但红军有的部队遭遇重大失败时,军旗也有被国军缴获的情形。可考的就有:
  1、红十军团在皖南谭家桥地区遭遇国军补充第一旅伏击几乎全军覆没,补充第一旅战报称缴获红军军旗一面。
  2、红军西路军第5军第45师特务连在甘肃被歼灭,国军缴获中国抗日红军军旗一面,特务连连旗一面。
  3、中央红军长征湘江之战,担任后卫部队的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军旗(红布白字)被桂系军队缴获。
  “红军”一词来原1927年9月中旬,中共黄安、麻城县委分别在黄安七里坪文昌宫和麻城丘家畈召开会议,决定响应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举行武装起义。共产党员程昭续等人率领紫云区一带农民300多人,首举义旗,打响了九月暴动的第一枪。
  1927年10月,王志仁、符向一受省委派遣到黄麻地区成立了中共黄麻特委。11月3日,黄麻特委在七里坪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建立了特委政权和革命军队,成立了以潘忠汝、吴光浩为正副总指挥的武装起义指挥部。
  黄麻起义时间定为11月13日晚10时,口令为“暴动,夺取黄安城”。在黄麻特委领导下,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和武装群众二万多人,一举攻克黄安城。
  起义胜利后,建立了鄂豫边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曹学楷为农民政府主席。成立了鄂豫边区第一支革命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吴光浩为正副总指挥。它是红四方面军最初的来源和建军的起点。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也是在中国军队
的历史上首次出现“红军”的字眼。
【红军大结局】在长征结束前后,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5军和四方面军的9军,30军)遭到全军覆没结局,徐向前只身逃回延安,陈昌浩先逃回湖北老家后返回延安,李先念率余部400人到达新疆,被盛世才收编。
  到达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经过山城堡战役,结束了和国民党的十年内战,抗战爆发后,经过多次谈判,1937年8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名第115师,红二方面军改名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余部先改名援西军后改名第129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部。大批红军编余干部被分配到抗大学习或派遣到长江局从事华中地区工作,后参与组建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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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题肃反工作方针

  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

 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主要采取了以教育为主,打击斗争为辅的方针,来不断纯洁党的思想和队伍,这样一来,建国后至文革这十七年的时期中,毛泽东领导进行的全国性党内和国内的“肃反”、“整风”和“四清”等多种形式的政治、经济运动,就不难理解了。

◇肃反这个词原意是肃清反革命,但是,谁是反革命或者说如何界定反革命,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划线问题,按照肃反的组织原则谁是反革命当然是上级党组织来决定,具体的说也就是由上级党组织的代表者决定。在党刚刚走上政治斗争的轨道时,很多内容都还不完善,很多措施都很粗糙,而形式上的粗糙直接反映出思想上的左倾和盲动,因此,这种没有经过科学、民主机制完备起来的革命手段经常容易被一些人用来消灭另外一些人并且混淆这种手段的本来的革命性质,也因此,肃反可以说是肃清反对者的同义词和简写。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但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1980年12月10日转引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们杀了4500人,但是,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党史界定“江西肃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0年二七会议到1931年1月;第二阶段从1931年4月到1932年初。”毛泽东领导的肃反运动集中表现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宜黄肃反和富田事变这两件事上,毛泽东所说的杀错了人也多指这件事。
◇肃反的弊端在于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对待不同意见者,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之下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况且,这种做法一经使用并且很快发生效用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特别是肃反运动中一些党内怀有不可告人目的阴险分子趁机兴风作浪给党的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  中国共产党在其武装斗争早期,在各个根据地都发动过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其中江西瑞金苏区、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都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遭到杀害。邓子恢和邓发等人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作家茅盾之兄)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进行的肃反,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几年内使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千,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红二军团)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 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和许多其他早期红军将领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在轰轰烈烈的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1932年5月至1934年秋, 是极其悲壮的时期。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疯狂"围剿",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三军主力被迫进行七千里小长征、损失惨重外,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夏曦进行的四次"肃反"。这四次大规模"肃反"使红三军损失了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指挥员。地方区级以上、部队连级以上干部被无辜错杀者多达7000多人,加上其他无辜被杀者,总数在1万以上。这些优秀儿女没有倒在战场上,却被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所葬送,实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憾事。
◇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共内部的“肃反”运动,是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和计划的迫害和屠杀行动。
◇1930年--1934年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央根据地在自己的队伍中处决了7万多AB团分子、2万多“改组派”。具体负责“肃反”的是李韶九,后期是邓发。
◇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运动,给苏区人民造成了一场灾难。其根源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和苏共“肃托”、“肃反”的影响。教训是: 一、盲目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二、党内没有民主制度;三、缺乏法治观点和依法办事的制度。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而镇压,遇害者总数达6352人。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柏翠脱离共产党,拥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变”。经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地,位于光山县白雀镇白雀街,包括“白雀园大肃反”监狱旧址,白雀园苏维埃政府、鄂豫皖省政府治安保卫局分局旧址、明代城门及古城墙、红军井等。是整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旧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址多为清和民国时期建筑,共有房屋二十一间,建筑面积500余平方米。
  1931年9月至11月,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为了维持他个人的独裁专政,实施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把党和集体领导变成家长统治,对持不同意见的红军指战员进行残酷打击、无情迫害,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肃反运动,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在鄂豫皖苏区历史上写下了极为惨痛的一页。仅在白雀园一地,先后被张国焘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军高级将领就有许继慎、周维炯、庞永俊、肖方、熊爱暄等,还有中下级干部和革命战士2500多名。为了悼念含冤九泉的烈士并警示后人。1982年,光山县人民政府在白雀镇南端白露河畔的香炉山上立碑纪念,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了“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碑”碑文。2002年9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地所在的白雀园座落在白露河边的一片冲积平原上,是一个具有典型豫南风格的集镇,绝大部分明、清时期的建筑仍保留原貌,清一色的格扇门、木花格窗、木阁楼,独具江南特色,称为“明清街”,街长一里许,呈条带状沿白露河两岸向南向北扩展,现有保护房屋一千多间,沿河保存有一里多长的古城墙。景点现已对外开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色旅游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接待游客的五百余人。
白雀园明清街"位于光山县白雀镇,长约500米,呈条带状,沿白露河西岸向南向北扩展,有房屋500余间,大多为明清时期的建筑,有浓郁的豫南建筑风格。当时的白雀园商户云集,水陆交通便利,从水路码头上岸进城的古城门至今依然完好。已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4月又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历史文化名镇. 解放战争时期,明清古街是我党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驻地。1930年4月,中共白雀园区委、区苏维埃正式建立,同年6月,又建立了中共白雀园市委、市苏维埃。白雀园革命政权建立以后,迅速在全区实行土地改革,并建立了赤卫军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同时建立了苏维埃经济公社、销售合作社、工农俱乐部和列宁小学。明清古街不仅是白雀区、市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驻地,同时是光山赤卫独立师师部、红73师师部、鄂豫皖红军招待所、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临时革命法庭、赤色民警局等红色机关的所在地。还设立过红军枪械修造所,红军医院、苏维埃工农演讲所等机构,中原军区一纵一旅(皮定钧旅)旅部的驻地也在明清古街。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光山县委、光山县人民政府将明清古街列为县级重点保护单位,并对革命旧址进行了修缮。


    红军时期被肃杀的高级将领不完全名单
 

姓  名    肃杀前最高军职  肃杀时间 姓  名   肃杀前最高军职 肃杀时间
曾中生 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1935.08 许继慎 红一军军长 1931.09
旷继勋 红四、六、二十五军军长 1933.06 李明瑞 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1931.10
宛希先 工农革命军一师政治部主任 1930.02 季振同 红五军团总指挥 1934.夏
董 朗 红四军参谋长 1932.10 曾炳春 红一军团二十军军长 1932.05
萧大鹏 红二十军军长 1931.?? 周维炯 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1931.10
段德昌 红三军九师师长 1933.05 孙德清 红三军参谋长 1932.夏
熊受暄 红一军政治部主任 1931.10 万 涛 红三军政委 1932.09
高敬亭 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 1939.06 柳直荀 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2.09
袁文才 红四军参谋长 1930.02 王 佐 红四军第五纵队队长 1930.03
李 特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1938.?? 姜镜堂 红四军十二师政委 1931.10
刘士奇 红二十七军军长 1933.?? 王一鸣 红三军七师师长 1932.12
陈 奇 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师长 1932.03 段玉林 红三军八师师长 1932.08
徐百川 红一军独立第一师师长 1931.10 高静山 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1933.??
曹学楷 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1931.冬 程克绳 红九军二十六师师长 1932.秋
廖荣坤 红二十八军军长 1933.夏 谢汉昌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 1931.??
谢家禧 红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1931.秋 杨斗文 红二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 1931.11
黄 超 红军西路军政委 1938.?? 黄中岳 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 1934.??
刘子泉 红四十九师师长 1930.10 唐赤英 红三军参谋长 1933.01
戴克敏 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 1932.夏 冉南轩 红三十三军九十八师师长 1934.??
任伟璋 红四方面军独立一师师长 1933.09 江求顺 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 1934.09
 刽子手!就是他们的枪口对准自己人!!

张国焘 (1897-1979)字桤荫,又名特立。江西省吉水县人。1949年后,流落海外。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
张国焘仅1931年的9—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仅在红二十五军一个军就被杀害数千人,红二十五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马上就杀掉2千5百人。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活活勒死,另一个军首长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班以上干部就有500多人。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以“肃反”为名诬害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并于1932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据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张国焘等人以种种残酷刑罚杀害了红四军多少干部战士,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张国焘亲手炮制的鄂豫皖苏区大“肃反”,使整个苏区成了一座“肉坟丘”
  夏曦是王明、博古当政时党内的一个权势人物,是因投靠了米夫、王明而得势的。在执行“左”倾错误肃反政策上,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
夏曦(1901年8月17日-1936年2月28日),字蔓伯(也作蔓白),曾用名“劳侠”等,中国湖南益阳人。1931年3月,夏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在此期间,夏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行动,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其中,仅在洪湖地区被屠杀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就有一万多人。这还不算完,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一般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的“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洪湖红军的着名创始人,有着杰出才能的领导人段德昌,还有王炳南(不是后来从事外事工作的那位王炳南)等以及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柳直荀,也是在这一次被杀掉的。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肃反”尚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这四次大规模"肃反"使红三军损失了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指挥员。地方区级以上、部队连级以上干部被无辜错杀者多达7000多人,加上其他无辜被杀者,总数在1万以上。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毕节涉水过河时因身体疲倦被卷入漩涡而死,一说因杀人过多落水后身边的红军战士都恨透了他,扭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无人救援而死。夏曦主持“肃反”杀人无数 行军途中落水无人救。
  李韶九红军肃反“名将”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1931年,任国家保卫局江西分局分局长。
  李韶九(1903—1935)江西于都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投身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任赣南第九纵队纵队长。1929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二团团长。次年任红六军一纵队政委、中共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长。1932年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在闽西战斗中牺牲。
他从1930年11月--12月的两次抓捕AB团的活动中,曾经一次捕杀280名红军中基层官兵,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他亲自指挥批斗陈毅,甚至矛头一度对准朱德,凡是在攻打长沙退回吉安过程中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相当一部分人都被他杀害。而红七军、八军的负责人李明瑞也是被他杀害的。此人残忍凶悍,唯毛泽东之命是从,是毛泽东早期得力的鹰犬,如果不是早死,以后可能还将为恶甚多。肃反后调任福建军区长(汀)连(城)军分区司令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闽粤赣边区。1935年春,被陈毅给杀掉了,具体执行的不是陈毅。但是,陈毅是组织者,这件事后来毛泽东追问过几次,但是,没有人说出过真相,包括知情的黄克诚、项英等。1958年李韶九被追认为烈士,而被李韶九冤杀的李明瑞直到1982年才获得真正的烈士头衔。李韶九在江西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他把毛泽东吹捧成江西苏区的列宁,陈毅对黄克诚说过:李韶九就是我党的来俊臣,这个人不死,我们连觉也睡不好。
  邓发1930年12月,邓发受中央派遣到福建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随后即在根据地开始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名的“肃反”运动。以肉刑和逼供为先导,唯一的手段就是处决。1985年,为根据地被妄杀者平反时,有名有姓的达6352人。蛟洋暴动的领导人傅柏翠为自保,拥兵反抗,一时成红军干部战士的避难所。这一事件在中共历史上称为“坑口兵变”,与中央根据地的“富田事变”齐名。具体主持“肃反”工作的林一珠,杀人杀得癫狂的当口,也被当成“社会民主党”被整肃而处决。1932年--1934年,在邓发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局长期间,继续进行内部肃反,肃掉了毛的老对头李文林。李文林毕业于黄埔,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中央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与毛长期意见不合,于1932年5月被枪杀。同时造成龚楚叛变投国军,龚楚在1929年左右江起义组建红七军时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龚楚在晚年回忆录中说道:“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杨遇春,江西瑞金人,黄埔生,参加过南昌起义。红军长征后,龚楚以国军的身份对留在根据地的项英、陈毅等进行疯狂追杀。

 
    
李银德: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与国际路线

  提要: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运动,给苏区人民造成了一场灾难。其根源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和苏共“肃托”、“肃反”的影响。教训是: 一、盲目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二、党内没有民主制度;三、缺乏法治观点和依法办事的制度。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掌权的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采用非法手段,加上“反党”、“叛徒”、“帝国主义间谍”、“匪邦”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一批又一批地被清出出党、判刑、流放、直到把他们整死。枪毙了几十万干部,殃及一千五百万无辜群众。这场大灾难中,最突出的是托洛茨基案。苏共的“肃托”、“肃反”运动,不仅给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造成灾难;同时,对当时世界各地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也都带来了灾难。中国共产党是当时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也是直接受害最大者之一,遵循第三国际的路线,竟然把自己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列为被肃清的第一个对象。
  中国共产党的“肃托”、“ 肃反”与苏共不同的是:苏共在国内已是执政党,可以利用手中控制的内务部、司法机关和秘密警察的权力,把苏共中的“托派”斩尽杀绝;中共当时没有执政,没有条件把中国托派斩尽杀绝。一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托派尚可成立组织、办刊物、聚会活动;而在武装割据的苏区(即革命根据地),情况则大不同了。苏区的“肃托”、“ 肃反”运动造成的灾难,也是世所罕见的。
  本文仅就鄂豫皖苏区的“肃托”、“ 肃反”运动,给党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可见一斑。
  鄂豫皖苏区的创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先后爆发了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分别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到1930年春,三块苏区革命形势蓬蓬勃勃。2月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讨论了划鄂豫皖特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边界红军改编问题。2月25日,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及皖西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岗、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颖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3月18日,中共中央发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于3月20日在湖北省黄安县箭厂河召开。中共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主持了大会。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由25位委员组成。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组成常务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4月10日,郭述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的决定,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由曹大骏任书记,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王家湾召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民主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甘元景为主席。至此,鄂豫皖边界地区党政军统一组织起来,把分散在大别山区的三块革命根据地结成了一个统一指挥的有战斗力的整体,进一步发挥“一面可以控制平汉铁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有直接威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1)的重大作用。
  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
  鄂豫皖边界苏区形成后,红一军接连取得了出击皖西和出击平汉路两大战役的胜利。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很快。安徽省潜山县请水寨起义后,成立了红三十四师(后改为中央独立二师),湖北省的蕲(春)、黄(梅)、广(济)起义后,成立了红十五军,先后也划为鄂豫皖苏区,使鄂豫皖苏区扩大到40几个县。
  正当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再次强调中共中央应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取消派(注:即陈托取消派)、改组派、指向第三党。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王明,从未到过苏区却高高在上断言“在苏维埃区域内,因忽视肃清反革命工作,以致有些党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份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2)中共中央给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鄂豫皖边界特委的第一个指示信在第九条中,严厉指责中共鄂豫皖边界特委:“你们的决议案中,可以看出特委的路线是整个右倾的,虽然你们在政治决议中接受中央对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决定,然而,你们工作上仍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上面所引的材料就是证明。今后你们应当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右倾及取消主义做坚决斗争。”(3)中共鄂豫皖边界特委接到这些错误的指示后,便开始了苏区的“肃托”、“肃反”运动。运动开始了,但却没有真正开动。中共鄂豫皖边界特委,在有关文件上为了应付上级,也照葫芦画瓢地写上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和中国的陈托取消派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去执行。1930年9月25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给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不能深入到支部,机会主义的路线在一般工作上普遍的存留,同志们口头上标语上都提到了反右倾,实际上还没表现怎么的显着纠正。”(4)1930年11月,鄂豫皖边特委综合报告中说:“一部分同志认为,取消派只能在城市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方才能发展,边界大部分是封建社会,取消派理论行不通。因而忽视了在一切工作中进行反右倾斗争。”(5)从报告中的这些表述,可以看到,鄂豫皖边的基层党组织对“肃托”、“ 肃反”的抵制。因为“肃托”、“肃反”不力,特委书记郭述申多次受到批评,最后还受到了处分。这是鄂豫皖苏区“肃托”、“肃反”运动的第一阶段。
  鄂豫皖苏区的“肃托”、“ 肃反”运动第二阶段,是从中共中央派了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三员大将到苏区来加强领导开始的。他们来到苏区,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肃清”立三路线。口号是:“指行国际路线,武装保卫苏联,坚持开展党内路线斗争。”193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召开第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决议中指出:“这些目标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只有在党正确路线领导下,才能够完成。所以,最后要在国际路线旗帜下,实行党的改造,淘汰不坚定分子,增加无产阶级党员和贫苦农民的成份,引进和教育工农干部,严密党的纪律,彻底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工作和反对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的中间,坚决执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党内和平倾向,要在党内斗争的炮火中间锻炼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性的共产党。这是国际指示我们的具体任务。”(6)张国焘在这次会上总结发言时,谈到党内斗争问题,再次强调“我们主要的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尤其是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7)同时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8)沈泽民于1931年11月6日在苏区《列宁报》上发表理论性文章“什么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文中说:“国际惯例,凡是对于革命不彻底不坚决的派别都叫做右派,最彻底最坚决的是马克思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的路线是最正确的路线。”又说:“党要战胜改组派、AB团、第三党、托陈取消派和罗章龙新右派等等反动派别,只有加紧肃清党内异己分子和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9)在这些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指导下,鄂豫皖苏区的“肃托”、“ 肃反”运动大规模的、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张国焘主持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向所辖各级党组织下发肃反文件;派巡视员到地方和军队中去直接搞“肃反”工作;分级成立“保卫局”,直接负责肃反工作,不受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打乱红军原队伍编制,采取混合编制;采用逼、供、信的审查方法;对犯人施行残酷的肉刑,大开杀戒。特别是“白雀园”集中肃反,每天都有人被杀,手段残忍、惨绝人寰。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书中写道:“鄂豫皖苏区经过三个月的‘肃反’, 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10)据不完全统计,被杀的红军干部中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一些首发起义的地方党组织遭到杀害的干部,也不计其数:黄安县60%以上的县、区干部被捕、被杀。麻城县委书记王宏学和40多名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被杀,只剩下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通讯员。光山县委和苏维埃政府100余人全部被捕,大部被杀。罗南县工委书记郑新民和罗山县独立团长余范文等1597人被杀。商城县2150多人被杀。霍山县委、县苏维埃190多人被杀。英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全部领导人连同8个区委书记、半数以上支部书记被杀。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红军战士,根本就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AB团、陈托取消派是什么玩艺,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杀害了。据一位鄂豫皖苏区的见证人,建国后的一位将军说:“鄂豫皖苏区参加革命的人,大致是三个三分之一:在战场上与国民党作战牺牲的占三分之一;自己内部‘肃反’杀掉的占三分之一;留下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占三分之一。”
  鄂豫皖苏区“肃托”、“ 肃反”运动第三阶段,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率红四军转移到四川北部后开始的。正当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川陕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张国焘认为难关已过,大局已定,又在川陕苏区开展了“肃托”、“ 肃反”运动。主要矛头对准川陕苏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原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未到之前的最高领导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分会主席、张国焘主持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的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余笃三(原鄂豫皖苏区时中央派到红四军政治委员)。张国焘和陈昌浩在四川通江县召开领导机关党团活动分子会议,由陈昌浩报告“肃反”。他无中生有的说:“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王振华、朱光、杨白、赵箴吾,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被共产国际开除处分过。现在查清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曾中生和他们在一起,搞非组织活动。”张国焘则说:“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11)要大家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这次“肃托”、“肃反”中,除逮捕了曾中生、余笃三等人外,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中央派来不久的何柳华(廖承志)也被监禁起来。参谋主任舒玉章、陕南特委书记杨珊和四川地下党一大批骨干也在这场运动中被杀害。中共中央分局转移后,留在鄂豫皖苏区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革命形势极端严峻的时刻,书记沈泽民仍然死抱国际路线和张国焘的指示精神,不顾现实,继续坚持肯定“国焘同志在苏区内开展肃反有很大成绩,”“苏区内至今发现取消派已经不少”,“这些分子十分之九是从中央派来的”,“以文化工作者为多。”(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月5日)(12)1933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告诉他,在鄂东北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胡的爱人夏玉华在皖西工作,也是留苏学生,也是反革命。郭述申回皖西区后,经调查,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红军第三游击师政治部主任的夏玉华是个好同志,没有执行省委指示,把她保护下来。省委又说皖西北道区苏维埃主席、道区游击总司令吴宝才、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郭述申认为他们都是为革命出生入死,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也将他们保护下来。为此,1933年9月28日,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指责他“缺乏残酷的复杂阶级斗争警惕性”,“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郭述申受到撤职处分。结果,吴宝才、江求顺、夏玉华被杀。八十二师副师长卢兴明、少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雷向前、中共赤南县委书记陈振松、赤城县委书记、第二路游击师政委吴代芬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文炳、第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声、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等被逮捕、处决。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被撤职,开除党籍,罚做苦工。鄂豫皖苏区革命力量已很弱小,经过这次清肃,再次造成了重大损失。
  鄂豫皖苏区“肃托”、“肃反”的教训
  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和当时的中共中央的错误指导。鄂豫皖苏区的历史见证者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13)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而又惨痛的。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大灾难。这场灾难的总根源,是在于中国共产党内某些领导者盲目的接受了斯大林、共产国际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大灾难的泡制者和受害者,都是同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由于政见不同,竟然采取许多卑鄙无耻的手段,去残酷的镇压对方,斗败了的,还要株连到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共产党的首创者陈独秀是万万想不到出现这种局面,在这场运动中自己的名字常常与被杀了头的人联系起来,称之谓托陈取消派。张国焘成为叛徒,每每谈到这场“大肃反”总是把责任和罪过加到他的头上,这是完全应该的。但谈到整个运动时,多年来,党史和革命战争史往往把它写成是“胜利”。由于“肃反”运动的胜利,使党的肌体更加纯洁,推动了某某次反“围剿”的胜利……。几十年来,一直把它当作功绩来宣传。一些知名的被害者,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平反、昭雪;而成千上万无名的冤魂,则永远地被湮没了。
  邓小平勇敢地否定了十次党内路线斗争,并强调指出,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大进步,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鄂豫皖苏区的“肃托”、“肃反”运动,另一个教训,就是党内没有民主制度。张国焘是苏区最高领导者。当时他的官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到苏区,在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强调,今后要全面推行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坚持执行两条路线斗争”、“集中火力打击右倾机会主义”、“把路线上的转变深入到每个支部中去。”苏区名誉上有中央分局和省委的组织,但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却不经常委讨论。张国焘为了排斥异己,打击意见不同的高级干部,如中央分局副书记曾中生、原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和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和原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三等,都是未经党委讨论,不经合法手续和法律程序,就直接由他控制的保卫局加以逮捕、杀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内,党内的不民主,造成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一味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是必须服从国际。在这种制度下,党的领导者可以欲所欲为,下级和基层的干部、战士无辜被捕、被杀,甚至还不能怀疑中央有错误。徐向前在前方打仗,其妻子程训宜在后方被当成反革命处决了,其实程的一家兄弟姐妹五人都是黄安县起义前后的早期共产党员。如此高级干部妻子被杀,还不能直接去过问,只能是听候“组织审查”,可见当时两条路线斗争是何等残酷。整个苏区伤失了民主,伤失了人性;同时也伤失了人心,伤失了根据地。这批共产国际所培植重用的盲目拥护独裁思想体系的干部,一但占了上风,千百万正直勇敢的共产党员落得了在战场上没有被敌人战败而牺牲,却死在了错误路线的屠刀之下。这也是与一生追求民主的首创者陈独秀所没有料到的。
  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说:“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14)这一具有创见的思想,对推动党的民主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进程,都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鄂豫皖苏区“肃托”、“肃反”运动,第三个教训是:缺乏法治观点和依法办事的制度。苏区“大肃反”,脱离党组织的领导,脱离苏维埃政府的控制。张国焘把他控制下的保卫局的权力封到至高无上,“肃反”中采用逼、供、信,施酷刑。许多红军指战员白天在战场上与敌人拚搏,晚上回到营地就被保卫局捉去杀掉。有的地方县委正在开会,保卫局来人,把他们一网打尽,一个个用石头砸死,暴尸在河滩上。许多经过苏区“大肃反”的老红军,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仍然毛骨悚然。陈独秀在分析了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和中国各个苏区的“大肃反”后,悟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极力反对斯大林的格柏乌制度(格伯乌今译为克格勃,即秘密警察)。把这个制度划为独裁制加以反对。
  邓小平提出:“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的思想,强调治党治国必须有章有法。这个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
  注释:
  (1)《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10月18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册,第10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2月。
  (3)《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界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3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10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4)《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5)《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6)《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30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7)(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305、30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9)沈泽民《什么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原载《列宁报》第六十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47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第152页,解放军出版社。
  (1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第313—314页。
  (12)《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第57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
  (1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第161—162页,解放军出版社。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册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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