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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0-01-04 18:14
文史总编

高昌墓志与《诗经》

  高昌墓志与《诗经》
  高昌为吐鲁番地区的古称,是历史上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唐西州的所在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高昌墓志中存留着丰富的与《诗经》有关的材料。这为研究《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高昌墓志因多刻写于墓砖上,又称“高昌砖志”或“吐鲁番砖志”。侯灿、吴美琳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收录砖志328方,其中30余方含有《诗经》的材料。其年代,最早的是高昌永平元年(549)的《田元初墓表》,最晚为唐建中三年(782)的《高耀墓志铭》,前后跨度233年,显示出《诗经》在古高昌地区的传播有不间断性的特点。
  高昌墓志所涉《诗经》篇章,涵盖面广,包括《风》《雅》《颂》各个部分。唐永昌元年(689)《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涉及《诗经》七篇。其中有云:“惟彼伐柯,求此灼实。于归百两,好合琴瑟。”“伐柯”一语出自《豳风·伐柯》。“灼实”一语取自《周南·桃夭》。“于归百两,好合琴瑟”源于《召南·鹊巢》等篇。墓志汲取这些《诗经》用语,对志主麴氏的品行、修养加以褒扬。一方墓志中,即关涉多篇《诗经》,反映了当时吐鲁番地区《诗经》传播之盛。
  高昌墓志中的《诗经》材料,内容相对集中。赞颂志主品行与伤悼逝者的用语多次出现。“景行”使用频次最高,它出自《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句。司马迁《孔子世家·赞语》里曾对其加以引述,用以表达对孔子的仰慕之情。由是遂成典故,意义也渐改变,由原诗中的“大路”义,变为令人仰慕的代名词。曹丕《与钟大理书》中的“高山景行,私所慕仰”即为此用。蔡邕《郭有道碑文》将“景行”一词引入碑文中,“树碑表墓,昭铭景行”句,开启“景行”在碑铭中的表达,使之成为惯例。高昌墓志遵循这一惯例,显示了与中原文明的承继关系。
  “旻天不吊”是高昌墓志中另一高频次使用的词语,它是《诗经》用语的变体。《左传·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上引哀公诔文中,“不慭遗一老”出自《小雅·十月之交》。高昌墓志多截用为“慭遗”一语,以表示哀悼之情。这既是遵循《左传》中哀公诔孔子的范式,也说明作者对《诗经》相当熟悉。
  高昌墓志中,《诗经》内容的呈现方式灵活多样。有对诗句的直接引用,有巧妙的化用,有的仅引篇名。《张怀寂墓志铭》“思《蓼莪》而号诵,相《陟岵》以崩心”句中的《蓼莪》《陟岵》,皆为《诗经》篇名。前者是《小雅》诗篇,后者为《魏风》诗篇。其内容都与思念父母相关,墓志借以表达思亲之情。
  高昌原为车师故地。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原王朝不断经营高昌。尔后北方政权更替频仍,战乱不断,民众多避难西迁。《魏书·高昌传》载: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尽管“地隔关山,境接荒漠”,但高昌地区民众普遍具有的文化认同心理,却使高昌与中原的文化联系一直绵延不断。在唐代,这种文化上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诗经》等儒学经典在高昌地区的传承,正是基于这样的传播基础与接受土壤。
  关于《诗经》在高昌的流传,传世文献多有记载。《梁书·高昌传》:“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魏书·高昌传》记载的高昌王麴嘉向北魏求借五经事件,透露了《诗经》与其他经史典籍进入高昌的路径:“(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肃宗许之。”《周书·异域传下》载有高昌流行《毛诗》《论语》《孝经》及学官教授经典的情况:“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唐代及其以前,多民族语言并行的社会环境下的汉文化经典传播,是饶有兴味的话题。
  在已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诗经》残卷有20余种,皆为《毛诗》。与《周书》记载相合。1975年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的一件西凉《秀才对策文》,有关于《关雎》为何居于《风》之首的策问内容。两位秀才的策对中以《诗》证《诗》,旁征博引,对《诗经》的运用相当娴熟。这样的对策文流行于高昌,足见《毛诗》在高昌主流文化中的地位。
  高昌墓志可与上述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其中有关《诗经》的内容,传递出《诗经》在高昌地区传播的诸多细节。一些志文记载了《诗经》远播西陲的原因、路径,显示了高昌《诗经》传播与河西经学相承的关系。
  关于河西经学,陈寅恪曾有如下阐述:“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他认为,河陇一隅能保存汉代中原学术,家世与地域因素至为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之地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学是主流,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诗经》为“五经”之一,《诗》《书》并称,历来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诗经》对于高昌人来说,为生时研读、“润身”的范本,死后则用于为他们“树碑表墓,昭铭景行”。这显示了高昌地区的《诗经》接受,呈现出不断内化式吸收的进程。
  墓志中的《诗经》材料,与发现于敦煌、吐鲁番地区的《诗经》写卷互为表里,共同反映了唐代及其以前《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面貌。墓志从传播主体、客体、载体等方面,传达出《诗经》远播边域的诸多信息,对我们全面了解《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进而探索中华文化经典在丝路上的传播规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作者:李 颖,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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