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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楼主] 发表于:2014-03-01 15:47
昌乐 刘文安

苏轼在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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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1楼] 发表于:61天前
文史总编
  密州三曲与苏轼知密州的心路历程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离开密州,赴任徐州知州,刚好两年。知密州的这两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对苏轼来说,却是颇为重要的两年。首先,其创作生涯在知密州期间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数量众多,先后创作并得以留世的诗词曲赋共计209篇;而且质量上乘,其中就包括脍炙人口的密州三曲:《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知密州期间的曲折复杂、矛盾挣扎,最终趋于平和、超然的心路历程,为苏轼日后磊落静定、恬淡从容、风雨不惧、宠辱不惊伟大人格的养成勾勒出了基本的轮廓。
  一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推行新政、实行变法。就变法本身而言,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幸事一件。但不幸的是,一则变法中的主要内容,或是理想色彩极浓而可操作性极差,以至于只能画饼充饥,或是过于激进、过于前卫而脱离了能植根的土壤;二则本应渐进式推进以便随时调整的变法,到了王安石那里非得以暴风骤雨之势强力推行方能遂意。鉴于此,居庙堂之高的有识之士,出于对国家命运担忧的公心,当然也不排除夹杂期间的保护自己利益不受侵害的私欲,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而支持的一方,则少之又少。可这一切不但没让刚愎自用的王安石有所收敛,反而更激起心中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斗志来。更为不幸的是,支持新政的宋神宗,其深埋于心中的理想主义和童话色彩较之于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乎,一场变法的闹剧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当然,闹剧上演的前提是保守派纷纷离开中枢机构,贬到地方任职,苏轼也在这一大潮中,由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贬为杭州通判。在通判杭州的三年里,虽然政治上依然不得意,好在还能在湖光山色中寻求些许慰藉,但"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超然台赋序》),最终等来的却是向神宗进言"如司马光、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的李师中贬为和州团练副使的消息。李师中被贬之日正是苏轼通判杭州届满之时(循朝廷的惯例,地方官任职满三年,均需另调他职),就眼前严峻的政治形势来说,请调返京,无异于飞蛾扑火。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苏轼上书朝廷,主动请求二番外任:"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充;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密州谢上表》)".这样的理由连苏轼自己也不相信,可朝廷中偏偏有人相信,本来嘛,外放杭州的真实目的一来是对苏轼加以惩戒,二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隔断苏轼与神宗的联系,要知道,在变法之前,苏轼可是神宗皇帝颇为赏识的青年翘楚。既然苏轼有此意,朝廷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不日,朝廷的上谕到达杭州,苏轼"罢杭州、徙密州".
  二
  密州之于杭州,其差别何止天壤。杭州是朝廷序列中仅次于京城汴梁的一等上的大州,人间天堂,而密州呢,不过是一个六等下的荒蛮之地。虽然知密州一则是远离政治漩涡从而能自保避祸,二则也能在空间上拉近与苏辙的距离,以便将来情绪互诉、信息共享、意见互换,但真等到北上赴任的这一天,苏轼的心情还是低落到极致。瘦马一匹,孑然一身,唯一的动力就是期待与亲弟弟兼铁杆政治盟友的相见了。但天不遂人愿,这次刻意安排的见面却未能如愿,不仅以前的想法落空,反而平添了诸多惆怅。满腹心事无人可以诉说,苦闷、失意让苏轼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一情形下,流传度不是很广但文学造诣极高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诞生了: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孤单的驿站、昏暗的灯光、霜气凝结的冬晨、刚刚从梦中惊醒的路人,寥寥几笔写尽了环境的艰苦;进而笔锋跳跃、由景及情,这样的不平遭遇、这样的颠沛流离,作者也只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凄惨惨地扶着马鞍,任心中往事翻腾了。即便是这样的境遇,苏轼心中不改的依然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抱负,是酬知遇、报君恩的情怀。故而在词的下阕,文风一扫上阕的凄凉失意,极为汪洋恣肆。想当年,苏轼兄弟来到汴梁,受知于欧阳修,一时名气大噪,再者,兄弟二人自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治国安邦,又有何难?本以为可以就此报效朝廷,辅佐皇帝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来,可没想到的是不仅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反而在颠沛流离中虚度时光。沉吟之后,笔锋又是一转,用与不用在你,干与不干还在我呢?现在我们兄弟要做的就是喝喝小酒、偶有旅游、时不时地锻炼一下,过过神仙般的日子,又有什么不好呢?思想看似潇洒,但潇洒之后总有说不出的酸楚;表象看似超脱,但超脱背面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落寂。在这番近乎孩子气的表述背后,是苏轼从九霄云外跌落人间尘埃的极度无奈;是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矛盾中的痛苦徘徊。
  三
  熙宁七年十二月三日,苏轼正式接任密州知州。由于连年"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密州谢上表》),"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超然台记》)。其凄惨程度远远超出苏轼的思想准备。政治上的失意、思想上的苦闷、生活上的巨大落差,苏轼的心里百味杂陈,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心情一下子滑落到了冰点。人往往都是这样,在自己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己最重要的人。于是,在这一情形下,苏轼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已经逝去十年的结发妻子王弗。王弗出生于一个进士家庭,不仅聪明贤惠、知书达理,是生活上的贤内助;而且其政治素养和政治敏感性较之文人气质更胜的苏轼高出许多,是苏轼仕途开始阶段的好军师。可惜天妒英才,27岁便撒手人寰。爱妻离世,今又正好十年。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苏轼对爱妻的思念溢于笔端,史上第一首悼念亡妻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诞生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十年了,亡妻孤单一人葬于老家眉山,诗人则四处漂泊流浪,如果说亡妻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那诗人呢?又与亡妻何异呢?爱妻去世不久,苏父也撒手人寰,苏轼将爱妻与老父亲的灵柩一道运回眉山老家安葬,可就连这样尽人伦纲常的普通之举,王安石辈也非说安放灵柩的船里夹带私盐而大做文章。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刚过四十的诗人,已是灰头土脸、鬓白如霜了,哪里还有半点当年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样子?即使彼此相见,恐怕也是"相逢应不识"了。
  在词的下阕,诗人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欲喜还悲、欲哭无泪的梦境:就是在昨夜,梦回家乡,正好看到爱妻在窗前梳妆打扮,"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为什么无言呢?因为诗人知道,爱妻一旦得知了对方处境,在明月夜里、在短松冈上,一定会寸断肝肠。苏轼与亡妻之间的情真意切、灵犀相通,跃然纸上、碎在心中,纵然是铁石心肠,也必然会为之泪落两行。
  四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情绪稍一好转,知州的职责所在,加之已经深深植根于骨子里的酬知遇、报君恩思想使然,苏轼还是将儿女情长放到一边、将失意苦闷抛之脑后,决心"勤于吏治,视官事如家事"(《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而且"以济物之心,应不计劳逸"(《与王庆源十三首之三》),甚至丝毫不顾及眼前险恶的政治环境,"事有关于安危而非职之所忧者,犹当尽力争之,而况其事关本职而忧及生民者乎?"(《上文侍中论榷盐书》)。
  针对蝗灾,苏轼上书朝廷,详报灾情,请求豁免秋税;同时组织民众用"秉畀炎火"之法和"荷锄散掘"之术抗灾自救,终至"蝗不复生矣".针对旱灾和随之而来的洪灾,苏轼一是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今天伫立在诸城城南的三里庄水库拦河坝就是基于当时河道的旧址;二是数次亲往城南的卧虎山祈雨,也许是天可怜见,数次祈雨,数次应验,也正是由于"常祈常验",卧虎山的名头渐渐被常山所取代。到熙宁八年十月,经过苏轼近一年的努力,"蝗旱相仍"的灾情基本杜绝,"盗贼渐炽"的局面也大为改观,自己治下的密州正呈现出几年来少有的稳定富庶的局面。他在为自己治国理政才能窃喜的同时,也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肯定。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保守派在与变法派的较量中小胜了一把,变法派的二号人物,时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被正式罢相,更为重要的还有知制诰陈襄向神宗再次举荐司马光、苏轼等三十三人。看到自己治理密州成果初现,看到目前的政治形势似乎正沿着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发展,苏轼此时的心情如乌云缝隙中透出的些许阳光,以前深埋在心底的不能想、不敢想的念头得以迸发。此时的苏轼,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渴望得到朝廷的召唤,渴望在更高、更宽、更广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豪情满怀于胸、狂喜溢于言表。熙宁八年十月,苏轼再次前往常山祭谢求雨成功,归途中与随行人员会猎于铁沟附近后,留下了流传度甚广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的上阕刻意营造的气势恢宏的狩猎场面,仅仅是铺垫、是引子,重点是在词的下阕,在下阕的冯唐。想当年,魏尚为云中太守时,为佞臣所害,被罢去太守之职,幸而汉文帝随之认识到这一决断的错误,迅即派冯唐亲赴云中,恢复魏尚的职务,魏尚重新镇守云中,终成一代名将。此时的苏轼,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朝廷派来的"冯唐",同时也在向朝廷保证,真到了那一天,定然"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其渴望之情,迫不及待。在这年初冬季节,苏轼再次游历常山,所作的《祭常山回小猎》中,更是毫不掩饰地直接向朝廷喊话:"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但天不随人愿,在随后的日子里,变法派虽偶有折戟,保守派虽略获小胜,但在进退腾挪间,变法派总能左右朝堂的局势,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轼虽屡经举荐,但总也无功而返了。
  五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保举推荐,一次又一次的无疾而终,苏轼的心情也随之起起落落、浮浮沉沉,时而站上了希望的山巅,时而滑落到失望的谷底,也就是在一次次希望、失望的交替轮换中,苏轼的内心深处渐渐生出了对深陷政治漩涡身不由己的厌倦,生出了对目前虽困窘但安宁生活的欣赏和眷恋。特别是知密州的第二年,气候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苏轼在履职之余,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寄情于周遭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马耳山等均留下过苏轼的足迹,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诗作流传。"博士好饮酒,空山谁与娱?莫向骊山去,君王不喜儒"(《卢山五咏之饮酒台》),诗中与其说是与秦朝博士卢敖的时空对话,倒不如说是苏轼的内心独白;"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卢山五咏之障日峰》)。或许从那时起,苏轼在内心深处开始把密州视为家乡,开始真正享受密州困窘的生活。
  这年八月,京城传出消息,苏轼将离开密州,迁任汝州知州。汝州紧邻汴梁,地理位置及其重要程度较之密州自有天壤之别,消息一出,苏轼心中自然窃喜不已;与此同时,新政恶果渐渐显现出来,王安石的相位岌岌可危,这更让苏轼喜不自胜,故而在这一年的中秋,一曲流传度最广、而其政治寓意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诞生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虽然这首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作者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全词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作者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退路:词的小注里写得很清楚,是在中秋之夜酩酊大醉后的胡言乱语,而且是思念弟弟苏辙的连篇醉话。不管是谁,总不至于和一个醉汉过不去吧?毕竟,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不明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而且随着新政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权力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苏轼既有"我欲乘风归去"宏图大展的渴望,同时"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深怕再次陷入党争的漩涡。是进是退?是上报君恩还是退隐山林?苏轼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六
  就在苏轼内心中的两种思想激烈博弈之际,"把酒"问的"青天"为苏轼做出了选择,苏轼的职务由知汝州改为知河中府,迅即再改任知徐州。为什么由知汝州改为知河中府呢?是因为汝州离京城太近;为什么又由知河中府改任知徐州呢?是因为河中府地处军事要冲,循旧例新任知州得进京面君,一旦与皇帝见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许就不在王安石的掌控中了,之所以一再改换苏轼的职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极力阻止苏轼回京,掐断苏轼与皇帝的联系。当苏轼得知自己此番三次外任的来龙去脉后,上报君恩以求宏图大展的念想彻底被打消。这一年十月,当苏轼接到朝廷邸报,"罢密州,徙徐州"后,再次登上超然台,写下了《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
  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闲。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
  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
  较之两月之前,此时的苏轼心情颇为平静,"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在超然台上,回想知密州的两年,抑或想到了通判杭州的三年,作者的心里"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在经历太多的希望、失望后,无论是政治上的失意还是党争的漩涡,再也难以在苏轼心中掀起波澜,心中牵挂的就是"垂柳下、矮槐前".离任之际,苏轼再次登临常山,并写下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诗中的"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更是明白无误地表露出苏轼当时的心境。自此以后,无论是担任徐州知州,再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还是变法派彻底溃败之后,苏轼先后被擢升为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后来又被贬出朝廷,再次离京担任杭州知州、儋州知州直至死去,仕途的沉浮、人事的变迁,苏轼均能从容面对、泰然处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恬淡从容、磊落淡定、风雨不惧、宠辱不惊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七
  苏轼知密州两年的经历足迹和流传后世的诗词曲赋,让密州名声大噪;而知密州两年的心路历程则为其日后伟大人格的养成勾勒出基本的轮廓、打下了相对牢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苏轼之于密州、还是密州之于苏轼,都是一段无法泯灭的记忆、都是一段值得研究的历史。        马识途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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