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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8-12-19 14:01
文史总编

抗日英豪陆升勋

  抗日英豪陆升勋
  陆升勋(1907-1942)是中共抗战时期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他受父辈及“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在家乡昌邑县卜庄乡大陆村(今昌邑市卜庄镇大陆村)建农民协会,办青年夜校,参与抗日武装,随队东征胶东,西战沂蒙,屡立战功。陆升勋历任山东纵队特务团团长,第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纵一支队副司令员,沂蒙专署专员,胶东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去胶东赴任途中与日军遭遇,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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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创办协会播撒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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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升勋出生在富裕家庭,从小受传统文化影响,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进步。在家乡当教师期间,他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以创办的“农民协会”为阵地,带领群众与封建土豪劣绅作斗争,将革命的星星之火播种在家乡,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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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富裕家庭 接受传统教育
  昌邑市卜庄镇大陆村是有名的梨枣之乡,在规划整齐、环境整洁的村子南部,有一面长11米的土墙,立在两栋较新的房子之间,土墙南边的院子没有整修,地面有些凹凸不平。79岁的陆松茂说,这是他家的老宅子,距今百余年了,原来占地还大,东西33米,南北三进70余米,村里规划后一条道路从大院穿过,原来的南屋正好位于路南,经过修缮,现在是他家的正房,院门口处是爷爷当年藏枪的地方。路北仅剩下一堵土墙残存着,“土墙所在处当时是车门,也是我爷爷成立农民协会后开会的地方。”陆松茂说房子是10多年前才拆的。
  陆松茂的爷爷就是中共抗战时期牺牲的高级将领——陆升勋。解放前,陆家是村里的富户,从老宅子就可见一斑,陆升勋的父亲陆梦令读过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尊孔孟之道,向往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赞成科学、民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同情贫苦人民,对为富不仁者深恶痛绝,为人正直,在当地颇有名气。陆升勋的母亲是位纯朴善良的家庭妇女。陆升勋1907年10月30日出生在这所宅院里,上有两个姐姐,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父母对他宠爱有加,却不溺爱。
  陆升勋懂事后,父亲常给他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怀有爱国之心,萌发了追求真理、主持公道、报效国家的志向。
  7岁那年,陆升勋入本村私塾就读,后又离村到于家郜私立高等小学上学,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又写得一手好字,读高小时已是小有名气。1924年,陆升勋高小毕业,考入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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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入师范学校 参与集会活动
  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位于益都(今青州)城内,学校教学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学生有自己的组织——学生会,各班有班委会,有些班级还组织了读书会,经常办专栏,出壁报、墙报,提出对社会、时局的见解,师生关系融洽,民主气氛活跃。
  从偏远的乡村来到益都城,陆升勋眼界大开,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心情也异常兴奋,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除了学好规定课程,课余时间博览群书,尤其喜爱文史,他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新的启迪。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站在社会进步的一面,反对军阀割据,投入到北伐军的洪流中。
  192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为支援上海反帝爱国运动,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到街头、集市演讲,散发传单,揭露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残害上海工人的滔天罪行。这样震撼人心的场面,陆升勋是第一次见到,通过活动,他感受到了群众的力量,意识到要救国救民,光靠在学校读书是不行的,必须到民众中去,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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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乡担任教师 创办农民协会
  1926年10月,北阀军攻占武汉,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陆升勋毕业回到家乡,在本村小学任教。他没有“安分守己”地当教书先生,而是对学生进行爱国救国教育,同时,他又结交家乡思想进步的老朋友、老同学,谈论民众的疾苦、社会的不平、国家当权者的腐败无能等,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们走出学校,走进豆腐房,到长工居住的地方,到贫苦民众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他以进步师生为主组织了宣传队,到集市和庙会上,宣传北伐革命军的胜利,揭露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相互勾结、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的罪行。
  1927年初,陆升勋在大陆村创办了“农民协会”,办公室设在他家靠街的堂屋里,入会门槛不高,只要是贫苦农民可自愿到办公室登记。陆升勋亲自教会员唱革命歌曲,号召穷人抱成团,一起抗粮、抗捐、抗税。从此,穷苦人有事都愿意找“农民协会”商量,不再找旧政权和族长。他有时还组织会员肩扛大刀、长矛、猎枪到集市和庙会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拥护北伐军,协会会员个个威武雄壮,扬眉吐气。在他的影响下,农民协会发展到附近各村,吸收了100多名会员。
  有一天,陆升勋带领农协会会员到集市上宣传演讲,碰巧遇到了地头蛇——旧五区区队的王队长,他正向农民催捐逼税,敲诈勒索。陆升勋决定抓住这个活靶子予以打击,于是对空鸣枪三声,集合会员将这名王队长抓了起来,当众揭露其恶行,王队长不得不告饶认错,表示以后再也不仗权势欺压民众了,这事才算罢休。
  教训王队长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群众争相传颂陆升勋的事迹,说他干得好,为农民伸了冤,出了气。而土豪劣绅和封建势力却大为震惊,趁机散布谣言,有的还恐吓陆升勋:“你的不轨行为,纯系共产党所为。希在今后敛迹,改过做良民,如不守法,定有灭顶之灾,到那时悔之晚矣。”好心人知道了,替陆升勋捏一把冷汗,劝他小心行事,父母担心他,劝他到外地避一避。陆升勋丝毫没放在心上,毫不畏惧,不顾自身安危,与农民协会抱成一团,继续与封建反动势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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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识进步人士组织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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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腔热情往往受大环境的影响而有起伏,结识中共进步人士牟星桥、赵一萍、鹿省三等人,陆升勋不再困惑,前行路上有了明确的目标指引,再次回到家乡后,他着手组织抗日武装,准备用枪杆子扞卫国家领土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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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协改为夜校 继续发动群众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强行解散各地的农民协会,全国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遭到镇压,斗争被迫转入地下,革命一度陷入低潮。昌北地区的农民协会也被国民党政府强行解散,陆升勋被通缉。他离开家乡,暂时躲避到潍北。
  在潍北,他见到了原农民协会的组织者、中共地下党员牟星桥。牟星桥说:“这里的农民协会也被强行解散了,我们正组织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提倡新文化,学白话文,教唱新歌,只要目的明确,至于组织叫什么名称,关系不大。”一席话提醒了陆升勋。
  搜捕风头一过,陆升勋立即回到家乡,拜访开明士绅和进步教师,在他们支持下,改农民协会为“青年夜校”,教室设在村南大道旁陆子仁的闲房中,夜校以教学员识字为名,继续发动群众。学员在学文化,学唱新歌,还编演文艺节目,很受群众欢迎。他还利用同学关系,帮助柳家、丰台、刘庄等村相继办起青年夜校,影响日渐扩大。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在山东的日侨,出兵由青岛登陆,5月3日进抵济南,将前往交涉的省府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惨杀,同时炮轰居民区,枪杀手无寸铁的居民5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陆升勋闻知非常气愤,他带领夜校学员,到集市散发传单,抗议日军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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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识赵一萍 明确革命方向
  1929年,中共寿光县委遭敌破坏,县委负责人赵一萍(又名马兰新)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暂到昌邑、掖县(今莱州)一带避难,从事革命活动。他听说陆升勋为人耿直,在当地颇有影响,便托人介绍和陆升勋见面。两人见面后一番交谈,发现彼此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识恨晚。他们从帝国主义强制国民政府签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谈到国家的命运和有志青年的责任等,这些谈话使陆升勋很受启发和鼓舞,他的思想顿时飞跃起来。最终两人达成共识:待时机成熟,揭竿起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1933年,日军出兵侵占了热河省,强入山海关,入侵关内的大门被打开,1935年,日寇向华北入侵,7月6日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日寇侵略步步逼近,陆升勋报国无门时,赵一萍到了,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之后,赵一萍介绍陆升勋到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陆升勋百思不得其解:“研究院是国民党山东政府主席韩复榘办的,我们去能有什么用?”赵一萍说:“日本人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全民族抗战已是不可避免,我们自己武装自己,到时候没有军事知识是不行的。”
  学习期间,陆升勋在共产党员赵一萍和鹿省三的帮助下,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36年夏,在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赵一萍、鹿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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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民团训练班 因无职无权被打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进犯,攻占了北平、天津,深入华北腹地。12月下旬南下,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中段重镇张店、周村。炮声一响,胶济铁路上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火车停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停办了。陆升勋接受党组织派遣,回昌邑联系中共昌邑县委。
  陆升勋回到家乡,引起不小的骚动,左邻右舍、过去的农协会员、识字班学员及同学同事不知道陆升勋这次回家乡又要干什么,都前来打探。陆升勋把自己知道的、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事到如今,怕也没有用,今后打鬼子,保卫家乡,不能靠别人,要靠自己,靠大家抱成团真刀实枪地和鬼子干。”一席话说的大家心里有了谱。
  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给沦陷区人民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10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精神,研究了如何领导山东人民进行抗战的问题,决定立即发动山东各地抗日武装起义,并具体布置了山东各地起义部队的番号。接着,省委宣传部部长林浩到博山传达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宣布成立鲁东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淄川、博山、临邑、益都、寿光、潍县、昌邑等10几个县党的工作,鹿省三任书记,张文通任组织委员,杨涤生任宣传委员。
  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鲁东工委派鹿省三到昌邑、寿光、潍北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游击队。工委在昌北瓦城一带多次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战斗号召。
  鹿省三在昌北活动期间,住在陆升勋家里,并通过陆家的社会关系,做地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他的领导下,陆升勋与昌邑县委书记张智忠取得联系,组织发动群众,重新恢复本村和邻村的“青年夜校”,为组织抗日武装做了充分准备。
  这时,国民党昌邑县政府借抗日之名,正在组织民团军训,配有枪支,陆升勋认为这是争取抗日武装的好时机,便参加了训练班,掌握情况,创造条件,准备起义。训练班里有名胥考官,作风恶劣,经常打骂训练员,引起大家强烈不满,陆升勋借机公开指责胥考官,说他不懂军事,只会打骂训练员,连口令也不会喊等。陆升勋想借此团结训练员,争夺训练班的领导权,但他当时无职无权,结果被胥考官打了一顿军棍,被区公所扣上是共党嫌疑破坏军训的帽子,扣押责打。后来,地方联名具保,加上群众抗议,训练班迫于各界压力,才将他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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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措粮款搜集枪支 成立武装游击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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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族抗战,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在山东省委和鲁东工委的领导下,潍北和昌北的武装力量集结完毕,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的旗号。陆升勋带领的武装游击小组是七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在一次次的战斗中,显示出领导才能和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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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起百人武装队伍 把家当成练武场
  在昌北工作期间,鹿省三向昌邑的张智忠和刚从延安回乡的李福泽(昌邑县东冢乡火道村人)传达了省委和鲁东工委对武装起义的安排,要求昌邑县委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同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搜集枪支弹药,秘密成立游击队上来,他还告诉大家说:“上级已经给起义部队定了番号,叫‘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以下简称七支队)。”
  陆升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招募青壮年,很快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急需武器和粮草,这些东西哪里来?陆升勋回家与父亲商量,能否借用自家的钱粮用作部队部分粮款。陆梦令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敌当前,何谈借字,只要咱家有的,你就用吧!”在父亲的帮助下,他为部队筹措了部分粮款。父亲的支持更增加了他的抗日信心。陆家宽敞的大院成了练武场,每天都有几十人在他家练武、议事、就餐,有时多达百人。
  陆梦令对抗战的支持不仅仅是提供粮草。1938年2月5日拂晓,昌邑城的日伪军60多人包围了大陆村,将陆升勋的父亲押到村公所,责令其召回儿子。老人一口咬定儿大不由爷,管不了。敌人一再凌辱逼问,陆梦令还是一口咬定管不了。一个汉奸队长走到老人面前说:“你自己的儿子嘛,怎么说管不了呢?”陆梦令斜了他一眼说:“你出来干这个,你家老人能管了吗?”一句话堵得汉奸队长哑口无言。村里人暗中给汉奸几个钱,才算了了此事。从此以后,陆梦令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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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武装会合整编 正式组建七支队
  1937年12月23日,中共鲁东工委多次在潍北华疃二村西北庄的栾新斋家秘密召开会议,商讨武装起义大计,到会的有王一之、薛绍庚、于筱智、牟龙泉、张子彬、李福泽、陆升勋、孙汉三、赵修德等。会议做出决定:趁大年除夕(1938年1月27日)敌人过年之际,在潍北蔡家栏子村举行武装起义,各抗日武装到潍北蔡家栏子、泊子集合,进行统一整编,同时成立七支队。这一消息被日军探知,派兵进行“扫荡”。
  1938年2月2日,日伪军向潍北安固村一带进犯,派出三名汉奸来到潍北安固村等几个村落,向村民催要铁路枕木。该村与华疃村仅相距2.5公里,正在寻找机会的抗日武装见日寇派汉奸送上门来,岂能怠慢,摸起枪支边追边打,在追至安固村西头的石板小桥时,连开数枪,两个汉奸应声倒下,剩下的一名汉奸逃回潍县。次日,抗日武装力量由安固村沿白浪河转移到杨孟村的天齐庙内。
  2月4日,日军纠集一批伪军,开进潍北企图报复,他们不熟悉地形,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寻找报复对象。这时,抗日力量正埋伏在杨孟村外的墓田里,趁日伪军立足未稳,突然开火,日伪军似受惊之兔,仓促应战,被一连击倒四人。此时,抗日力量为保存实力,迅速撤出战斗,向虞河以东的昌北永安村转移。激战一夜,潍北抗日武装由鹿省三带领撤至昌邑瓦城村,与孙汉三、陆升勋等率领的抗日武装会合。
  鹿省三在昌北、潍北地区组织发动武装起义,陆升勋是组织发动者之一。1937年11月中旬,昌邑县委在城东天成店召开全县党员会议,具体落实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会议决定以昌北地区作为武装起义的根据地,以瓦城孙汉三领导的“民先”和卜庄陆升勋带领的武装游击小组为起义骨干力量,会后还帮助陆升勋扩大充实了游击小组。
  1938年2月5日,昌邑县委组织人员在瓦城举行起义,这次全省着名的武装起义也打出了七支队的旗帜,陆升勋带领大陆村青年夜校及周围村庄的30余名有志青年加入到起义队伍。2月14日,昌北抗日武装在瓦城举行了第二次起义,起义武装共100余人,编成两个中队,陆升勋担任二中队中队长,指导员是董振才。
  也是在这个月,陆升勋率部到昌邑夏店区李家扶宁村,向地主武装头子李华丰、李万田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李华丰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派李万田勾结昌邑城的日伪军,偷袭抗日武装根据地肖家营。由于经验不足,抗日武装损失较大,但在鹿省三、薛绍庚、陆升勋的指挥下,奋战一夜,最终击毙汉奸李万田,分批突出重围。在这次战斗中,陆升勋作战勇敢,初步显示了他的领导指挥才能。
  潍县七支队与昌北七支队瓦城会师不久,根据上级指示,各抗日武装汇集到潍北泊子和昌北永安进行集结整编,正式组建七支队,由王培汉任支队长,鹿省三任政委,王一之任政治部主任,牟龙高任卫生处长,栾新斋任参谋、耿锡章任副官、薛绍庚负责组织工作。3月中旬,张鸿礼率领当年2月在安丘县大朱旺庄起义的第三十四别动队200余人到达昌北永安村,编入七支队。3月20日,七支队所属潍北、昌北起义部队及第三十四别动队集结于昌北西部永安村进行整编,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陆升勋任七支队特务队队长,政委薛绍庚。整编后,七支队有1500多支枪,是昌潍平原的一支强大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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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升勋率部增援 八支队反败为胜
  七支队人马会合后,队伍迅速扩大,给部队的衣食住行都带来了很多困难,之后在昌北和潍北的活动中也遇到一些挫折,部队几聚几散。为了迅速打开昌潍地区的抗战局面,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决定亲自去寿光,调八支队到昌潍,支援七支队。七支队人马也即刻开拔至昌北瓦城、白塔一带,以迎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以下简称八支队)的到来。
  八支队是中共寿光县委在牛头镇组建的抗日队伍,马保三担任司令。1938年3月,八支队奉命从寿光的傅家庄出发,一路东进,当先头部队行至昌北龙池村时,突然遭遇顽军盛合云部的袭击。八支队人生地不熟,陷入被动局面。七支队得悉后,立即派陆升勋率部增援。盛合云部对陆升勋的名号早有所闻,一听是他率部驰援,纷纷逃跑。陆升勋率部迅速将顽军包围在马渠村和龙池村之间,一番激战,除了盛合云率少数亲信逃窜外,大部分顽军被围歼缴械。这仗打得干净利索,缴获枪支较多,补充了部队枪支弹药的不足,振奋了士气,增加了战斗力。
  1938年3月25日,七、八支队在昌北瓦城村胜利会师,3月26日,两支部队在孙膑大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片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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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打柳疃日军 率部迎头阻击
  4月2日,鲁东工委曾组织七、八支队攻打位于昌邑县城以北的柳疃日军据点。当部队行至柳疃村时,突遭日伪军袭击,有一部分敌军已突进柳疃南门,情况十分危急。陆升勋急速率特务大队迎头阻击敌人,一场激烈的搏杀开始了。起初,敌人靠火力猛打,气势汹汹,陆升勋率部占领围墙,与日伪军短兵相接,针锋相对,敌人渐渐不支,开始后撤。此时,张鸿礼率七支队从西门主攻,八支队一部从北门助攻,韩明柱带八支队在昌邑城与柳疃之间阻击援敌,三面夹击下,敌人全线溃退,狼狈败逃,指挥部和机关人员安全转移至陈家庄。
  这是七、八支队会师后的第一次战斗,虽然部队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也暴露了指挥权分散,行动不统一的弊端。为此,在鹿省三的主持下,鲁东工委于4月5日召集了两支队干部会议,讨论合编和去胶东发展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以下简称鲁东游击指挥部),马保三任司令员、鹿省三任政委,统一指挥七、八支队,陆升勋升任七、八支队特务大队长,同时保留两个支队建制和番号。会议还决定,根据省委指示,部队开赴胶东,在离开昌邑县之前,建立中共昌邑县委,坚持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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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拥护部队整编 动员说服观望人员
  部队要整编,对七、八支队的每个成员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大多数人拥护,欢欣鼓舞;但有一部分人持观望态度;还有少数怀有野心的投机分子则极力反对,声称不服从统一指挥。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严肃地摆在七、八支队面前。
  在决定抗日武装命运的时刻,陆升勋挺身而出,明确表态,坚决拥护整编决定,并耐心说服持观望态度、犹豫不决的人,他说:“我们拉队伍是为了抗日救国,部队不能归我们私人所有,进行整编,集中领导,统一行动,东进抗日是正确的,我们应坚决执行。有些人一时不清楚,下一步会明白过来的。”许多人经过他的帮助和教育,提高了认识觉悟,接受了整编。少数投机分子本性难改,他们见整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个人野心难以实现,便公开叛变了。
  1938年4月7日,新成立的鲁东游击指挥部在昌北瓦城的孙膑大庙里召集会议,研究敌情,鹿省三突遭枪杀,凶手金炎当场被逮住。经审讯,得知他受了张鸿礼的教唆。指挥部将两名凶手交给特务大队处决,陆升勋果断地执行枪决命令,消除了七、八支队的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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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上抗日身先士卒 显示较强指挥才干
  七、八支队合编后经过短期整训,4月10日,鲁东游击指挥部率部队离开昌邑继续东进,欲奔赴胶东,几经周折,4月23日到达掖县(今莱州)与胶东抗日游击队三支队汇合,并在沙河镇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鲁东游击指挥部稍做休整后,继续向东开赴黄县,协助三军第三大队解除企图吞并第三大队的王景宋部的武装。
  鲁东游击指挥部进抵掖县朱桥、平里店一带,稍事调整,然后兵分三路东进,其中一路是马保三、张文通率指挥部机关和特务大队进驻黄县黄山馆,相机攻占县城。4月26日拂晓,特务大队一个连进至黄县城西门,在三军第三大队接应下,顺利进入城内,与王景宋部发生激战,王部不支,退守到县政府负隅顽抗。鲁东游击指挥部当即调七支队一大队增援黄县。此时,韩明柱也从招远率部来黄县参加战斗。经过一天一夜,俘获了王景宋部近千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汽车10辆,战马数十匹,还有大批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我军收复了黄县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激战黄山馆战斗中,特务大队长陆升勋负伤,浑身是血仍带领大刀队左冲右突,砍伤了十几个敌人,直杀得敌人四处躲跑。可没过多久,一起冲上来几十个敌人把他包围在中间,他挥舞大刀,没一个人敢靠近他。
  此后,陆升勋还曾多次帮助胶东游击队三支队打退顽军围攻,清理了三支队内部反动势力,为胶东三支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6月上旬,七、八支队攻占了日伪控制下的龙口海关,打退了日本海、空对龙口的进攻,在龙口镇收编了国民党公安武装和水上警察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壮大了我抗日部队力量。
  在胶东抗日期间,身为特务大队长的陆升勋,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命令,身先士卒靠前指挥战斗,先后参加了激战黄山馆、收编龙口公安局和龙口海关的武装、收复黄县城、驰援掖县击退顽军张金铭、消灭汉奸武装王景宋部和粉碎顽军焦盛卿等部进犯的战斗,保证了领导机关的安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充分显示了他的作战能力和指挥才干。特务大队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协同作战,历时三个月,部队迅速扩大到5000余支枪,6000余人,队伍壮大了,抗日根据地也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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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B06,B07版:人文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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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山纵机关安全转战沂蒙反“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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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省委关于创建沂蒙山中枢根据地的指示,陆升勋随七、八支队回师西征,由胶东经寿光、昌邑,西下清河,越过铁路,途中参加多次战斗,挺进鲁南,协同四支队在沂蒙山根据地坚持斗争。山东纵队成立后,陆升勋率部保卫机关安全,参与反“扫荡”,在斗争中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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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赴沂蒙途中 参加多次战斗
  七、八支队由胶东西返清河区途中,为加强领导,1938年7月下旬,在掖县平里店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以下简称抗日游击八支队),同时撤销第七支队番号,鲁东游击指挥部亦不复存在,马保三任抗日游击八支队指挥,张文通任政委。所辖部队统一整编为一、三、五3个区队(相当于团)及特务大队、机炮大队、骑兵大队,特务大队大队长由陆升勋担任,政委由薛绍庚担任。
  11月,抗日游击八支队进入小清河以南地区,驻扎在长山县西北的司家庄时,突然遭到日伪军袭击,副指挥韩明柱率部队向蒙家庄迂回急进,趁敌不备,冲到一股日军阵前,一阵猛烈射击,毙伤日伪军数十人,在冲杀中韩明柱中弹牺牲,战士的情绪受到极大影响,这时,陆升勋率领特务大队保护着部队首长,一路上,他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顺利地通过了铁路。
  除此之外,陆升勋沿途还参与了益都北水渠、临淄城北岳家庄等对日伪军的多次战斗,初步显示了智勇双全的指挥才能。在部队到达临淄、广饶、长山一带驻防时,一次陆升勋和另一支队伍在一个村子里被日军包围,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日军因地形不熟,被陆升勋等人歼灭大部,剩余的日军狼狈而逃。陆升勋缴获了一批钢枪弹药。1938年11月底,抗日游击八支队南下沂蒙山区同四支队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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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纵队成立 担任特务团长
  中共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建为山东分局,并派张经武等率领一批干部来到鲁中,筹建八路军山东纵队。1938年12月27日,山东纵队在沂水县王庄正式宣告成立,统一指挥山东各地起义武装(不含冀鲁边及鲁西北地区),隶属集总,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山东纵队所属部队整编为10个支队和3个团,共25个团,2.45万人,另有所属地方武装1万余人。活动于沂鲁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八支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马保三任支队长,张文通任政委,支队下辖3个团。
  1939年1月,以随张经武、黎玉到达鲁中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四支队一营(原八路军第129师津浦支队一营)与山东纵队八支队特务大队为基础,组成山东纵队特务团,陆升勋任团长,薛绍庚任政委,直属山纵司令部领导,驻扎在距离王庄4公里的蒙阴县坦埠镇,负责保卫山纵司直机关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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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线外线结合 打击扫荡之敌
  沂蒙山区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有七十二崮,当时是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全省抗日根据地领导中心,也是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鲁中山区抗日力量的存在和活动,向西、向北可威胁日军战略动脉津浦、胶济线,向南可直取临沂和重兵驻守的徐州。日军十分忌惮这支力量的存在,为了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决定对鲁中山区进行一次大规模“扫荡”。
  1939年6月1日,日军集结第五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及第二十一师团一部共约2万余人,在植田大将指挥下,分10路出动,以沂蒙北部地区为中心,北起胶济铁路,西至津浦铁路,南至陇海铁路的范围内,由北向南,自西向东,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扫荡”鲁中地区。敌人步步为营,边进攻边设据点,整个山区乱作一团,深山野林里到处是奔逃的老弱妇幼。
  日军进击的目标是驻沂蒙山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及其主力部队,即鲁苏战区总部和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东里店一带。他们先后占领了莒县、沂水、蒙阴等县城及公路沿线重镇,并继续在沂蒙腹地进行反复“扫荡”,密设据点,分割包围,蚕食抗日根据地,企图围歼我山东分局和山纵指挥机关。
  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积极展开反“扫荡”,并作了部署。6月6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反“扫荡”的工作指示,要求各部进行紧急动员,广泛发动民众参战,破坏道路,放哨侦察,传送情报,运送伤兵及粮秣;扩大游击部队,建立游击小组,进行袭扰,以“麻雀战”消耗阻滞敌人,打击消灭小股敌人。指示还要求:领导和机关人员分散到各部队,指导反“扫荡”斗争,协助地方开展武装斗争,坚持内线与外线作战相结合,打击“扫荡”之敌。
  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率领由陆升勋任团长的特务团等少量部队,转战于沂(水)新(泰)蒙(阴)边区,坚持内线作战,陆升勋率特务团穿插在敌伪犬牙交错的间隙,声东击西,打击敌人,保卫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山纵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日军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第一支队活动于新泰、蒙阴、泗水之间,随山东纵队指挥部活动的第二支队转移至费县日军的侧后;第四支队控制泰莱边的莲花山区;活动于鲁东南地区的一支队第二营进入沂蒙区参加反“扫荡”斗争。如此以来,内外线配合,重点打击交通线与薄弱点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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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峪庄遇日伪军 抄后路歼敌一部
  1939年6月9日,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撤出沂水王庄,经沙地战斗后,翌日晨转移到沂水北的上下胡同峪村,侦察连在山前梭峪庄与“扫荡”的日伪军相遇。陆升勋果断命令侦察连将敌人引向山西方向,他率领其他部队向南出山口,抄了敌人的后路。战斗从上午9时一直打到下午5时,歼敌一部,敌军败逃。
  日军随后调来飞机轰炸增援,在紧急情况下,刚转移至常庄的国民党牟中珩部派出两连兵力冲上山头,用机枪猛扫日军,终于迫使日军撤退。此后,内线部队又在沂水保安庄、龙湾、王家庄及蒙阴朱家坡、官桥、新泰龙须庄等地,袭击日军据点,侧击前进之敌,跳出日军合击圈。经过激烈斗争,山纵领导机关得以安全转移,山东纵队特务团和分局警卫伤亡很大,特务团副团长曹洪胜、政治处主任王培元在战斗中牺牲。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山东纵队与敌人作战20余次,粉碎了日军首次对鲁中进行的大规模扫荡。6月下旬,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转移到蒙阴县坡里。日军来犯,陆升勋率特务团将日军阻击在黑头洼,激战数日,打退敌人。
  1939年9月,山纵八支队整编成山纵一支队,马保三任司令员。1940年1月,山东纵队一支队建后方司令部,陆升勋任后方司令员。1940年初,陆升勋率领特务连,将驻在临朐山区的兵工厂、被服厂和医院,安全搬迁到沂南马牧池一带山区,使日伪企图破坏我军后方供给基地的阴谋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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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来信父亲卧床不起 任务繁重忠效难以两全
  1940年8月,陆升勋收到家中二姐的来信,告知他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父亲因过度悲痛和思儿心切,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二姐在信中转告了父亲的嘱托:“父望在有生之年,再见儿一面,将家事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交给你,了却心事。”
  读完二姐的来信,陆升勋思绪万千,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当时战备任务十分繁重,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仍有许多事情处理不完。自古忠孝难两全,他决定给二姐回信,把家和父亲、两个孩子托付二姐照管,并请二姐好好安慰老父亲:国难当头,为儿的难以忠孝两全!
  信发出后,陆升勋的心情难以平静,借着如豆的烟火,翻阅一份“敌情通报”。通报载述:盘踞在临朐、沂水交界处的秦启荣部,乘我主力外线出击,日寇“扫荡”之机,进犯我抗日根据地,抢粮、抓夫……驻沂南侍郎院的刘四郎部与号称“猴子队”的顽军深入我沂南骚扰,捕杀我地方干部,杀害革命家属……陆升勋看到这里,气愤地说:“这些敌人又在趁火打劫,真是卑鄙无耻。”他已无暇思虑家中的事情,立即找出地图,考虑如何对顽固派进行反击。
  据此情况,上级决定由山纵一支队与山纵独立团组成一支精悍的小部队,由陆升勋率领,进攻侍郎院。接到命令,陆升勋率部队从沂北出发,经一夜急行军,于拂晓前出现在侍郎院,将敌人团团围住。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上午,外围之敌被消灭了,残军败将在筑有炮楼的大院里负隅顽抗,陆部多次强攻都没能拿下。陆升勋到一线观察地形后,果断命令:“挖地道,将炸药送到炮楼下,把它炸掉。”按照这个办法,我军迅速将炮楼炸翻,全歼守敌,并乘胜一举击败号称“猴子队”的顽军,使这一带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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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埋伏在王峪河口 伏击日军给养运输队
  1940年8月,担任山纵一支队后方司令员的陆升勋,探知8月10日沂水城的日军将派一支给养运输队,向东里店据点运送军用给养,于是详细地布置了作战计划。
  10日当天,陆升勋率领警卫连和三区区中队早早埋伏在王峪河口。众将士耐心等待,日军的车队缓缓进入了埋伏圈,陆升勋一声令下,我军将士把所有的步枪、手枪、手榴弹全都“招呼”向了敌人。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忙中哇哇叫着举枪四下乱射。虽遇突袭,可日军很快便开始集结成防御阵势。
  陆升勋立即组织官兵向敌群猛投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响过,日军又倒地一片。陆升勋大手一挥,下达了冲锋令,将士们勇猛地冲向了日寇。日军还没回过神来,就被下山猛虎一样的战士压制住。经过一番激战,我军大获全胜。此役毙敌队长及其部下30多人,击毁汽车1辆,缴获战马2匹,大米数吨以及军用物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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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军分区司令员 调动群众抗日救国
  为适应战时需要,山东纵队频频整编,整军期间,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先后建立了军区、军分区,1940年9月,山东纵队第四次整编,山纵一支队改编为山纵一旅,一支队后方司令部改为山纵沂蒙支队,陆升勋任支队副司令员,不久,沂蒙支队改为鲁中第二军分区,陆升勋任司令员。
  任职期间,他经常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召开县区干部会议,指导县区政权建设,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组织民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平时生产,战时打仗。在他经常活动的地区,如蒙阴县的坡里、坦埠,沂北的小庄、常庄、埠前,三区的张耿村,四区的虎崖、南峪,五区的依汶、横河、隋庄一带,很快建立起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等群众组织。平时,妇女儿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递情报;战时封锁消息,捉拿奸特,埋设地雷,空舍清野,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军民关系进一步密切,这一成熟经验,很快在沂蒙山区开花结果。
  1941年春,陆升勋又率部配合主力对秦启荣部作战,将秦部赶跑,乘胜扩大抗日根据地,保证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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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日伪据点附近 开展反蚕食反扫荡
  1941年10月,陆升勋调到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合办的高级党校学习。多年来东征西战,在硝烟中生活的陆升勋开始适应新的学习环境。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着作,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革命的人生观更加坚定了,他每学一段就对照自己以往的工作,总结检查,找出差距。特别是黎玉、罗荣桓、肖华等分局首长讲授政治形势课,使他受到教育和鼓舞。
  1942年5月,日寇对沂蒙山进行大规模“蚕食”、“扫荡”,高级党校的学习提前结业,陆升勋被分配到鲁中沂蒙专员公署任专员兼党委书记。他到任后,立即深入基层,特别是深入到县城附近和日伪据点周围,指导群众坚壁清野,开展艰苦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使“扫荡”的日寇在根据地内抢不到粮,抓不到夫,有时连水都喝不上,像野驴一样,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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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纵队整军训练
  1939年2月7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关于整军计划的训练,第一期整军从3月1日开始。山东纵队自2月至5月进行了第一期整军。整编后,山东纵队所属部队除挺进支队编入115师苏鲁豫支队外,其他部整编为7个支队,另2个团及地方部队,其中山东纵队特务团由陆升勋任团长,王云生任政委。
  8-12月进行了第二期整军,组建了第一军区(对外称山东纵队后方司令部),刘海涛任司令员,下辖5个军分区和1个特务团;第二军分区,即沂蒙区,亦称第一支队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是陆升勋,政委由宋子成兼。
  1940年2月1日至5月30日,进行了第三期整军。第一、二、五军分区直接隶属山东纵队,分别归所在地方主力部队指挥。
  1940年9月开始第四期整军,第一阶段自9月至年底,后因形势变化,延至1941年2月底。山纵将所属部队整编为4个旅、4个支队和两个直属特务团。建立新的第一支队兼第二军分区(沂蒙军分区),胡奇才任司令员,王子文任政委,陆升勋任副司令员。
  1941年8-11月进行了第五期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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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任胶东途中遭敌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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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东,对陆升勋而言并不陌生。30岁时,他初赴胶东,在那里留下了英勇战斗的身影;35岁再赴胶东时,他的身份是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只是,他并没有到达司令部,在距司令部还有半天路程时,遭遇日伪军袭击,他在掩护部队突围中壮烈牺牲,永远留在了胶东,留在了那个叫孙家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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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命赶赴胶东任职 百余人员一路护送
  1942年10月,山东军区下达命令,让陆升勋赴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当时的胶东军区司令员是许世友,二人是亲密战友,想到又要携手共同抗日,陆升勋很是兴奋。10月10日,他和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李林、社会部长刘居英、财经处长冯平等领导干部及护送部队百余人,从新泰出发,经过蒙阴、莱芜,昼夜艰难地跋山涉水。此次同行的还有陆升勋的第二任妻子闫娟及其他几位女同志。
  此时,正值日寇围攻泰安第一军分区,他们和日伪打时间差,利用敌人行动的间隙行军,紧张的心情无法形容,快过铁路时,消息传来,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牺牲了,陆升勋等人迫于形势,随时准备迎接战斗,李林等人共同推举他担任行军指挥。陆升勋等人检查了行军人员的情况,轻装简从,还把两名有孕的女同志动员离队。
  百余人的部队穿越胶济铁路到达淄博博兴县,在渤海三旅旅部听取了杨国夫司令员关于平原游击战术的报告后,陆升勋详细做了笔记。长期在山区作战,这次增长了平原行军的知识。随后李林、刘居英、冯平带着部分财政公安干部留在渤海区检查工作,陆升勋和李厚坤、陈华堂等30余名干部率队继续向胶东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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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着风雪深夜前行 汉奸领路延误行程
  在到达招南县之前,陆升勋等人每到一个地区,都由作战部队护送。到达招南后,山纵五旅的吴克华司令员摆了“野餐宴席”接待,十几天后,部队继续东进。此时,日伪军正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扫荡”,五旅派出工兵连护送,但沿途环境十分险恶,他们只好昼宿夜行。
  东行的队伍里多了一个人——山纵五旅俘获的日军军官,吴克华委托陆升勋带往军区处理。从五旅出发时,只有陆升勋、李厚坤、陈华堂骑着马,日军军官也骑马跟在三人身后,这给他一路窥探我军动向提供了机会,尤其认准了陆升勋的特征:形象俊俏,个子高高的,穿着军衣,外套是一件狐皮大衣。
  12月7日下午,冬日里的胶东半岛寒风呼啸,天降大雪。陆升勋想利用风雪恶劣天气作为掩护,避开敌人的注意。他带领100多人押解着日本军官,下午5点多钟顶着暴风雪出发了。
  在风雪交加的夜里,他们从莱阳县城北的山区,沿着羊肠小道向正东方急行,进入栖霞境内,因道路不熟,行军更是难上加难。陆升勋从村公所找到一名值班员,让他带路,可没想到,这人竟是日寇安插在村里的一名汉奸。
  汉奸向导带着陆升勋等人故意在山里盘旋,延误了数小时行程,最终把部队引进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山沟。此时伸手不见五指,天上连颗星星也没有,根本无法判定方向,又转了几个小时,顺着小路走了几个山头,依然没有走出山沟。陆升勋一路紧跟在闫娟身后,这时,部队前头乱了,闫娟问:“怎么了?”陆升勋说:“我去前面看看。”回来后,他说:“向导把我们带到上山种地的路上来了,好歹让他带上正路。”
  路虽然找到了,可还是在山沟里转悠。后来,按多数人的判定方向,继续前行,次日凌晨二三点钟,终于在大山脚下找到了一个村庄——孙家夼。一夜冒雪急行,百余人的部队又累又乏,陆升勋决定在这里宿营。战士们身上的棉衣被汗水和雪水浸透,饥寒交迫,分散在老乡家里,身子一贴地,就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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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寇军官逃跑报信 敌人突袭我方遭难
  部队到达孙家夼,陆升勋让人放了那个向导,不料被押解的日寇军官趁机也逃跑了,他们跑向驻栖霞蛇窝泊和杨础据点的日伪军通风报信,敌人将安排在孙家夼北山上的哨兵杀害了,消息没有及时传入村中。
  黎明时分,孙家夼四周突然响起枪声,敌人包围了村子。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了刚刚睡下的战士,他们仓促应战,陆升勋和警卫员等五人正在院子里吃饭,听到门外传来一声喊“北山上有敌人……”,五人一齐向院外跑,但大家跑散了。陆升勋又返身回到院子拿上狐皮大衣,出门向西找上连队,率领干部和部队突围。此时敌人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火力又猛,护送的工兵连装备较差,双方激战到上午8时许,敌人在村西南打开了一个缺口。
  陆升勋率领部队退到村子里,与敌人展开巷战,掩护大部分人员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陆升勋等36名同志牺牲,还有20多人被俘,5名群众被日伪军杀害。这一天是1942年12月8日,陆升勋年仅35岁,他牺牲的地方距离胶东军区司令部只有半天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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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忆
  陆升勋遗骨仍在胶东
  昌邑市百家埠陵园,位于昌邑城区西部,远离喧嚣,陵园所在地势本来就高,烈士纪念碑庄严地矗立在陵园中央,在它的西侧,每个烈士墓碑按所属乡镇依次排列着,陆升勋的墓碑就静静地立在那里,每年清明,他的孙子陆松茂都会与家人一起来祭拜。
  对于爷爷的事迹,陆松茂都是从二姑奶和闫娟奶奶那里听来的,他只是遗憾爷爷直至牺牲也没能回家乡看看,遗骨也没有回到家乡,陆升勋在莱阳红土崖陵园的墓至今都没有确认。说起这些,陆松茂眼里含着泪水。
  1944年,胶东修建英灵山烈士塔时,闫娟去过几次,并去孙家夼看过,可解放战争一开始,战火纷飞,她又辗转在部队前线,再没有时间去看。解放军第32军解放青岛后,她奉命渡江南下……直到1986年,才与大陆村的家人联系上。
  上世纪80年代末,陆松茂曾两次到过孙家夼,调查爷爷牺牲的经过。1987年6月,陆松茂和弟弟陆松君到达莱阳县山前店乡孙家夼,找到了见证人、知情人。当年的村支书李同林参与过孙家夼战斗的战后埋葬,那是在1942年12月8日下午2时左右,孙家夼的父老乡亲含泪安葬36名烈士时,发现一个武装整齐的中年人,腰间皮带上挂着一个撕破了的手枪套,地上有一个摔碎镜片的镜框,身旁的狐皮大衣上沾满了血。老乡们在他身上还发现了一块手表,断定这人应该是八路军的一个大干部,于是将他单独安葬,其他35人合葬在一处。陆松茂说,后经确认被单独安葬的就是陆升勋。
  1954年胶东行署集中将埋葬在村西沟任家莹荒地里的烈士遗体搬迁到莱阳县红土崖陵园。陆松茂想把爷爷的尸骨迁回家乡,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迁成。
  1988年8月,陆松茂陪着闫娟等人再次赴胶东,在陆升勋牺牲的地点走了一圈,故地重游,闫娟心情复杂,她曾经写道:“升勋的牺牲,留给我的只是孤独、痛苦,神情迷茫,终生像梦幻一样,盼他快回来,实现他回家乡看看的愿望。”
  本期图片由齐英华、刘志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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