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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8-12-19 14:01
文史总编

我所了解的文化名市

  我所了解的文化名市
  潍坊地处山东半岛中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东夷文化和齐鲁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潍坊是舜帝的诞生地,也是受孝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沂山被誉为“天下第一镇山”,沂山崇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黄帝登封。潍坊更被誉为“金石圣地”,诞生了一大批以赵明诚、陈介祺为代表的金石学家。中国海盐生产源于“宿沙作煮盐”,兴于管仲“煮泲水为盐”,其产生、发展均与潍坊有着密切联系……潍坊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文化名市战略,将进一步推进潍坊文化的研究、传承和光大。本期《人文潍坊》将带领读者细细品读潍坊这座文化名市的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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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帝孝文化系儒学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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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了解的文化名市
  孙敬明,从事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工作40余年,遵行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以考古与古文字、古文献相结合,重点对先秦史、古文字、古兵器、古钱币与古国史、古文明起源等进行综合探讨,尤其对潍坊区域文化探索研究贡献良多。孙敬明现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会学术委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烟台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现正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陈介祺研究”。
  作为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提到舜帝,人们首先会把他和“孝”字联系在一起,关于他与孝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孙敬明说,关于舜帝的出生地和生活地,存在着几种说法,但经过考证,最贴合史实的舜帝出生地为诸城一带,舜帝前期的生活也主要在今潍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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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帝出生于诸冯 诸冯在诸城一带
  关于舜帝的出生地,有两种主要说法。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冀州之人也”。冀州,在今天晋南一带。而比司马迁早数百年的战国时期的《孟子·离娄下》中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孙敬明指出,由考古资料与殷商甲骨文证明,今潍坊先秦时期恰恰是东夷部族的核心区域。
  孙敬明说,不仅战国时期的孟子认为舜为东夷人,汉代赵岐、宋代朱熹均认为舜为东夷人,清代焦循则认为诸冯与诸城相关。史学家们考证,舜帝的出生地诸冯,与先秦地名“诸”有着直接关系,青州苏埠屯出土商代近百件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亚丑”是青州商代古国名,其中有数件铭记“亚丑”与“诸”国通婚,这也证明诸国就在其附近。莒县出土西周诸国带铭文铜器;《春秋左传》记载鲁国诸邑就在今诸城,即墨出土汉代“诸国侯印”。着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此诸国就在诸城。由上所见,从五帝时代到商、西周、春秋、汉代延续到今天,诸冯一直就在今诸城一带。
  广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钱宗范《试论大舜籍贯及大舜文化与仁学文化的关系》文引证孟子的话,并指出:大舜生于诸冯,也就是现在的诸城市。这是关于大舜故里的最早记载,不仅与其他文献相互引证,而且得到了历代多数史学家和学者的公认。大舜出生于古代东夷族聚集地区,本为东夷人,后来继承和发展了东夷先进文化并吸收接受了其他地方的先进文化,推广到全中国,才成为民族的圣人。
  孙敬明说,大舜的遗迹在今山东、山西、河南、浙江、广西、湖南等地都有保存,受到了各地人民的怀念和祭奠。这说明大舜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影响,但应该把大舜的出生发祥地、大舜的称帝地、大舜的巡行地等区别开,“根据历代史学家们和众多学术研究文章的成果来看,舜出生于咱们潍坊诸城一带,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孙敬明说,可以说舜帝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潍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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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文化晚期与舜帝时代相对应
  中国考古学现在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有诸多历史疑问经考古学的实证涣然冰释。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的历史年表,夏代初始年代为公元前21世纪,距今有4100年左右。而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距今4300年—4100年,这一历史时段的考古文化内涵、特征与文明高度,均与舜帝的时代相对应。
  《史记·五帝本纪》称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孙敬明说,目前尤其是山东考古界,在研究山东大汶口文化与典型龙山文化时,普遍认为这两种文化其主人应该是舜帝部族。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早期的城堡,到龙山文化时已经相当普遍。从全国审视以山东区域出现城堡的数量最多,且分布的区域较为普遍。如在诸城南境的今五莲丹土即发现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而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古城堡,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所见仅有的四座同时期城堡之一。当时,每个方国的势力范围都不大,彼此之间多数都是方国联盟的关系,而舜当时有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国联盟盟主。
  《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虞舜时代“上陶”,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以制陶技艺精湛而着称于世的唯有龙山文化时代,而龙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蛋壳陶”。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以龙山文化的年代、区域、制陶工艺,与舜帝的年代、活动区域和其“上陶”的社会文化特征相比较,可以推证舜帝出生的地点是潍坊区域的潍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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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帝孝行感动天帝被选为继承人
  孙敬明说,提到舜帝,人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会是一个“孝”字。舜帝在《二十四孝》中排名居首,书中形容他孝感动天。
  相传舜帝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瞽瞍只是颛顼的后代中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舜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糊涂的盲人,在舜的母亲去世后娶了一个非常凶悍的老婆,这使得舜的童年雪上加霜。
  相传舜的继母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经常在瞽瞍面前说舜的坏话,联合起来欺负舜,让他干最多的活,甚至想把他除掉。舜死里逃生后,不但没有嫉恨他们,反而认为是自己的错,他对父亲和继母更加恭顺,对弟弟更加慈爱。舜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历山耕种,天帝派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又有才干,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并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弟弟象为诸侯。
  孙敬明说,虽然这些传说有些夸大,但舜帝的孝行确实令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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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崇父义母慈子孝 舜创道德文化先河
  孙敬明说,舜帝推行的政治主张对中国社会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迈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创了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的辉煌时期。舜帝统治期间,完善律法、确立爵位、修正仪礼、体察民情、开诚议政、明布政教、团结诸族、治理洪水、安定国民、发展生产、开拓疆域、统一时序、制乐作典。在他的统治思想的影响之下,举贤任能,君臣和谐,集思广益,福泽百姓,形成了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五谷丰登,人民康乐,政治、经济、文化都迅速发展的时代。
  孙敬明介绍,舜倡导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化之先河,被后人尊称为“道德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深受海内外华夏子孙的尊崇和敬仰。其中,重德治是虞舜文化最核心所在。舜做了帝王以后,注重提高百姓群落中的道德规范和修养,在民间宣扬父义、母慈、子孝、弟恭的道德观念,通过宣扬这些内容,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辩别人间的美丑善恶,逐渐改变原始的野蛮状态。从此,中华民族的社会道德开始有了遵循的初步标准,朝着文明的方向循序渐进。
  舜作为“五帝”的最后一位,处在文明成立并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舜帝的“明德”思想集中体现为重德政、行教化、讲求社会和谐和孝道。而由此生发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思想,渗透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和意识之中。可以说,舜帝是中国道德文明的始祖,舜帝的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母源。
  潍坊诸城地区作为舜的出生地和重要发祥地,是酝酿舜帝孝文化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受舜帝孝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孙敬明说,孔孟儒家思想的诞生,离不开舜帝孝文化的直接影响,直到如今,提到山东人、潍坊人,依旧是孝字为先,这也是潍坊对中华传统文化做出的不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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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东夷文化备受关注
  王瑞霞,青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曾在《文物》、《敦煌研究》、《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古青州地区北朝晚期佛教信仰》等文章。曾任潍坊市第十四届、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现任潍坊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1926年宝鸡戴家湾出土的“周公征东夷方鼎”中有关于“东夷”的最早记载:“惟周公于征东夷。丰伯、蒲姑咸哉。”“东夷”分布最广时北起辽东半岛,南到苏北、淮北,东起山东半岛,西到河南东部。海岱间的潍坊地区一直是东夷的中心区域。在这片区域内的东夷人,自史前直至商周,创造了灿烂的东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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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生产生活工具 潍坊境内出土众多
  王瑞霞说,东夷文化从后李文化(距今约80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60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100-4600年)、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到岳石文化(公元前2000-1500年),直至商周的青铜文化前后相继,传承有序。在潍坊地区,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东夷文化的面貌。
  从目前潍坊境内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东夷先民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具。他们捕捉野兽,加以驯养;他们采集谷果,耕种栽培;他们建造房舍,遮风挡雨;他们制造陶器,烹煮食物;他们纺织缝补,遮羞避寒;他们酿造美酒,庆贺丰收;他们琢磨玉石,美化生活;他们冶炼青铜,制造礼器和武器。
  王瑞霞说,1980年青州东夏镇李集遗址出土的桂叶形石铲,两面的刃部留有清晰的使用痕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北辛文化时期的文物。这件石铲的发现,说明距今7000多年前东夷人的生产工具就由磨制石器取代了打制石器。
  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1988年,在青州东夏镇桃园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的石磨棒。这是一件将谷粒研磨去皮的工具,应与石磨盘配合使用,系白色砂岩,由于长期使用,磨棒的底部已经研磨得比较平滑了,使整个器型呈扁平状。它的出现说明谷物等类粮食的种植已有很长的历史。
  1981年在黄楼镇凤凰店村西的弥河东岸出土了一件大汶口文化双孔石铲,石铲选用近似玉质地石块,呈黄色,上有褐色彩斑,石质细腻,经仔细磨制,其平面光滑,刃部锋利,有使用痕迹。1975年出土于青州刘镇的龙山文化石镰,证明农耕已是当时先民们获得食物的主要来源。石斧、石锛的出现说明东夷人已能够加工木板,制作木质生产、生活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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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人发明创造 陶器制作是亮点
  王瑞霞介绍,提到东夷文化,就不得不提陶器,这是东夷文化的一个亮点。1988年在青州市东夏镇桃园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的陶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汝祚先生在《北辛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北辛遗址的发现,明确了鼎在公元前5000多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就已产生。随着制陶手工业的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需要,鼎的器形也向前演变,经历了大汶口、龙山文化,同时由近及远,向周围地区及全国传播。”
  这说明鼎是东夷人首先发明创造的,此后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兼有日用和象征双重意义的器物。而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质地到装饰,都有很大进步,例如彩陶器、黑陶器制作精美。龙山文化的蛋壳陶代表了我国古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在我们潍坊地区的姚官庄、诸城呈子、临朐朱封都有发现。东夷人在商代就已经掌握原始瓷的制作技艺。1966年春,青州苏埠屯2号墓正式发掘,在这座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极为珍贵的器物——青釉豆,灰白色胎,器物内外施青釉,釉层不均。在豆的颈部饰有几道凹弦纹。青釉豆为商代的典型器物,被称作“原始瓷器”,这是到目前为止山东省出土为数不多的几件商代青釉瓷器中的一件。
  东夷人的纺织技术较为发达,在潍坊地区的许多遗址、墓葬中纺织工具所占比例很大。在潍坊姚官庄、鲁家口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纺织有关的资料。在一些器物底部发现了布纹痕迹。鲁家口发现陶片上的布为平纹,经纬线密度每平方厘米约9-10根。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逄振镐先生在他的着作《东夷文化研究》中指出:“10根×10根这个纺织品经纬线的密度水平同现代农家妇女采用腰机织的粗布纹密度水平基本相同。而13根×13根则基本上达到现代农家妇女织的细布纹水平。”
  东夷人在我国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以后齐鲁大国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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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人崇拜鸟图腾 出土文物皆有体现
  东夷人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们举行占卜活动,发明了象形文字,创造了自己的音乐和舞蹈,有自己崇拜的图腾。
  王瑞霞说,在潍坊地区出土的许多实物都体现了东夷人对鸟图腾崇拜的事实。1984年出土于青州市凤凰台遗址龙山文化地层的2件陶塑鸟形器盖钮。1976年春,在青州市赵铺遗址8号灰坑中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鸟形陶鬶。1964年,青州市南郊的瀑水涧也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鬶,其形酷似一只高昂着头的大鹏鸟。
  王瑞霞告诉记者,东夷人的鸟图腾崇拜对战国、秦汉的仙人文化影响很大。这些传说中的仙人即是“人面鸟身”。《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在两汉时期出现了一些羽人的实物,羽人的形象是人面,两只大耳向上竖起,体生羽毛,背生双翅。这是汉代羽化升仙思想在图像学上的反映,人们将鸟看成了人格化的神,“羽化升仙”可以说是东夷人鸟图腾崇拜的升华。另外,鸟是太阳的象征。在我国古代,太阳的图像表现是一个圆内画一只鸟,俗称三足乌、金乌。鸟图腾崇拜和太阳崇拜紧密结合,是太阳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东夷人对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贡献巨大。
  此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夷人创造了自己的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东夷人的绘画艺术主要包括刻画和彩绘两方面,这两种艺术形式集中表现在陶器上。人们为满足审美的需求,在陶器烧制前后,用各种工具在陶器表面刻、画、镂、彩绘出各种纹饰。
  东夷人发明了铜冶炼技术。1978年在诸城呈子龙山文化层发现了铜片;在益都郝家庄岳石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小件。东夷人青铜文化最高水平的体现是在青州苏埠屯商代晚期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上。1号墓出土了两件铜钺:一无铭文,一铸“亚丑”铭。两钺皆饰商代铜器典型纹饰——饕餮纹。因其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堪称钺中之王。在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6座商代墓葬中,除“亚丑”铭青铜器外,第一次发现了“融”和“册融”器。尤其是其中的“融”方鼎和“融”觯口沿下装饰的凤鸟纹表现出强烈的东夷文化特征。
  王瑞霞说,潍坊作为东夷文化的腹地,为东夷文化的研究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每一个潍坊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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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沂山东镇文化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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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民,临朐县冶源镇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东镇文化研究会会长,临朐县作家协会理事,供职于沂山风景区管委会。作品散见于《中国摄影报》《潍坊日报》《潍坊人文自然遗产》等报刊。2013年5月,获沂山全国文学大奖赛优秀奖;2015年5月,获作家报九龙峪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一等奖。
  沂山,又名东泰山,为中华五大镇山之首,位于临朐南部,其主峰玉皇顶海拔1032米。沂山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深厚,被誉为“鲁中仙山”“天下第一镇山”。沂山崇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黄帝登封。夏商周及以后历代朝廷均有祭祀。数千年的镇山崇拜,造就了沂山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独特的东镇文化,东镇庙是传承沂山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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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沂山位居五镇之首 历代朝廷在此祭祀
  张新民介绍,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沂山的史前人类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沂源猿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沂山周围先后发现了扁扁洞、黄崖洞后李文化遗址和北辛文化遗址,之后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更是星罗棋布。因此,早期的沂山崇拜,特别是“黄帝登封”,应该与其周围发达的史前文明有关。沂山在镇山中有“五镇之首”的称誉。隋开皇十四年的诏书已经将东镇沂山列为镇山首位,隋之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册封诏书中,都是将东镇沂山放在首位。
  张新民告诉记者,镇山的祭祀,除常规祀礼外,多数都是在新皇登基、边关战事、严重的自然灾害等有关国家政治大事的情况下进行。
  关于沂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说就是黄帝封禅。黄帝生活的年代,目前比较被学界认可的说法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当时华夏族已成为最强大的部落联盟,其联盟的首领黄帝需要巩固势力范围,所以对归顺的部族区域内带有标志性或有一定信仰基础的山、水进行封禅,以起到对主权的宣示。
  自黄帝之后,舜帝及其后的夏商周秦汉等各代都曾对沂山进行祭祀。尤其是汉武帝于太初三年对沂山的祭祀,写入了《史记》。但直至隋朝开皇十四年,才有隋文帝下诏于沂山立祠,此诏书将沂山定义为国家的镇山,并将东镇沂山放在了诏书的首位。
  自唐代以来,沂山东镇庙的祭祀更是成为常祭,被列入国家祀典,每年一次。而沂山的镇山之首地位更是得到进一步加强。东镇庙曾立有十六幢御碑,记载了历代朝廷、皇帝对沂山的增封和赞誉。元成宗的圣旨碑、明太祖的“大明诏旨”碑,康熙的“灵气所钟”碑和乾隆的“大东陪岳”碑,现仍立于东镇庙。
  张新民告诉记者,东镇庙遗址约50000平方米,现遗址上还保存有宋代祭台、元代钟鼓楼台基、大殿柱础石、历代古树名木等。作为镇山文化的古代寺庙遗址,东镇庙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
  张新民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上至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对代表一方国土的东镇沂山,都是非常尊崇的。由镇山而衍生的镇山文化,融合了佛、道、儒等多种文化,是多元文化构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而东镇庙就是这一独特镇山文化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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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镇碑林存碑众多 历史地位不容小觑
  张新民说,东镇文化的载体,除了有关历史文献外,最主要的就是碑碣与摩崖石刻等文物遗迹。东镇碑林存碑数量之多,为五大镇山所罕见。这些碑刻,记录了国家历史史实,是历史文献的重要佐证。有些是文人墨客对沂山厚重文化和秀美风光的讴歌所留下的诗词佳句。而摩崖石刻同碑碣一样,也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与文物价值。正是这些重要的文物遗迹,才承载了沂山丰厚的历史文化。
  这些古碑,主要是致祭碑和诗文碑,不但记载了历代朝廷官府对沂山诏封祭告膜拜祀事,还刻记了风雨不调、亢旱洪滥等自然灾害,以及国家变革、外侵内乱等历史境况,许多诗文碑讴歌了东镇奇山异水、秀丽绝佳的风光。碑刻的字体,正、草、隶、篆、行均有。镌刻形式阴刻、阳文、双勾俱全。文体则有诏旨、祝文、诗词、题词等。
  张新民介绍,东镇碑林是东镇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自然灾害发生规律和文学、书法、雕刻艺术的珍贵实物史料,是灿烂的东镇文化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记录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珍贵历史文物。
  此外,沂山摩崖石刻同样是东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发现16处,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的为清代,内容多数是摩崖造像、名人诗刻、记事文章和旅游题记,具有比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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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沂山历史积淀深厚 东镇文化沿袭至今
  张新民告诉记者,沂山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但在明朝万历十四年之前,尚没有一本记录沂山的志书。明代临朐名士王居易对此颇感遗憾,立志修书,修订了《东镇沂山志》,这本书图文并茂,对沂山及东镇庙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述,对沂山历史文化进行了考证和补遗,对历代碑文、诗词、游记、传说进行了抄录保存,为后人深入认识、研究沂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东镇沂山仙山秀水、灵气所钟,激发了数不尽的文人墨客的灵感,他们写下了浩如烟海的华美诗篇和散文游记,有的还勒石成碑或刻于石壁,让后人有幸欣赏到了他们纵横捭阖、美不胜收的书法艺术。一代代名流巨擘如李白、郦道元、欧阳修、范仲淹、苏轼、苏辙以及明状元马愉、赵秉忠等至此揽胜,与沂山结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描绘沂山秀丽风光,解读沂山的博大厚重,留下了一曲曲千古绝唱、成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张新民说,沂山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历代朝廷祭祀的华夏名山。它与东岳泰山、东海代表着国家东部国土,它不但是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东镇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曾经是封建国家政治运行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各阶层认识镇山、崇拜镇山、祭祀镇山、讴歌镇山的历史遗存,其以儒家文化为主线,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世俗文化等诸文化融合交汇,以“阜民生安地德”(元大德增封元德东安王诏碑语)为核心,以帝王登封、朝廷祭祀、名人诗文、民间供奉为主要表现形式,以碑碣、石刻、典籍、口碑、民俗等为主要存在形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和明显的地域特色,其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东镇文化作为潍坊文化的优秀代表,扩大了本地区的影响,提升了本地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今天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建设“文化名市”和旅游工作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版图片由姬光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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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丰富堪称金石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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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胜,山东青州人,1980年出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寒亭区文管所副所长、馆员。研究方向为潍坊地方历史、山东金石文化等,发表了多篇关于潍坊地方历史和山东金石文化的学术文章。
  潍坊,在国内被誉为“金石圣地”,有“北潍坊,南西泠”之说。自宋代金石学诞生以来,潍坊就一直是金石重地,关于金石学的着作层出不穷,而且学术价值均非常高。潍坊还诞生了以赵明诚、陈介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金石收藏家。寒亭区文管所副所长崔永胜一直致力于潍坊的金石文化研究,在他看来,潍坊的金石学研究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得起“金石之都”的称号。
  潍坊文物资源丰富 研究之风经久不衰
  潍坊地区自古至今,金石学研究之风甚盛,尤其是自清代以来,受周亮工、陈介祺等影响,以潍县为中心更是出现了经久不衰的研究金石学的热潮,走在全国前列。崔永胜说,潍坊历史积淀深厚,清代金石学家阮元在经过潍坊时就留下了“海右无如此间古,斟鄩亭北是寒亭”的诗句,深厚的文物资源是潍坊金石学发展的客观条件。潍坊地区的金石学自宋代赵明诚、李清照伉俪着《金石录》以来,经过了近千年的历程。到清代中期,迎来了第二次辉煌。从青铜器铭文研究,到碑版、玺印、封泥与陶器文字考释,以及金石传拓刊布都进入了繁盛的阶段。其中陈介祺的脱颖而出,更是将潍坊金石学推上了发展的巅峰,使潍坊的金石学地位得以奠定。
  在崔永胜看来,潍坊金石学的主要贡献有三大方面。首先是对金石学历次高峰贡献巨大。他介绍,潍坊地区的金石学不但发展的历史比较久远,而且在金石学繁盛时期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尤其是在清代,潍县及其周围的诸城、益都、安丘,以及东到登、莱,南到莒、沂,西到海丰、无棣,形成了以陈介祺为代表的金石学之中心重镇,让潍县成为了当时金石学的中心。
  此外,潍坊金石学对传统金石学研究领域的开拓非常明显。传统金石学往往只是把三代礼器与汉唐碑版作为收藏、研究的对象,潍坊金石学则开创了收藏、研究陶文的风气,如封泥、砖瓦、铸币、铭文研究探讨之风甚盛,突破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清代潍坊金石学家不仅研究全面,而且在此基础上扩大了金石收藏的范围,如刘喜海对朝鲜金石的研究、陈介祺发现了齐国陶文、潍县古董商人最早发现了殷商甲骨,对金石学的宽度和广度上无疑都是开拓性的。
  潍坊金石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及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古文字学和三代历史的研究仍然沿袭陈介祺等开创的路径和方法,不断创新。更为人称道的是,潍坊的金石学不但代代有传承,影响到了当地与国内,还以其深邃的学术魅力征服了外来的布道者。尤其是对甲骨文的研究上,由于潍县金石学风气的影响,促使很多外籍传教士如库寿龄、方法敛等倾慕中国文化,推动了他们收集、研究、保存甲骨文。他们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给传统金石学注入了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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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大家层出不穷 留存着作价值极高
  说到潍坊的金石学,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赵明诚。崔永胜介绍,赵明诚是诸城人,生于北宋时期的官宦之家。青年时期,赵明诚随父亲居于首都汴京,在父亲去世后,他和妻子李清照返回了母亲的故乡青州定居。
  回到青州以后,赵明诚长期访求金石碑刻,收集从三代到五代古器铭文和石刻拓片共两千多卷,历尽艰辛撰写而成了完整、严肃、清晰的《金石录》。这本书在我国金石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成就历来为人称道。
  在清代潍坊更是诞生了一大批金石学大家。其中诸城刘墉的侄孙刘喜海,在金石学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他也是泉币收藏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在青铜器收藏方面亦成就显着,其收藏的青铜器都是一流重器。
  在潍坊地区的金石学家群体中,青州的段松苓也是重要一员。他收藏了大量珍贵的金石资料,并参与编着了《山左金石志》,搜集了大量山东地区金石资料,很多是宋代着名金石学家欧阳修、赵明诚所没有发现的,对乾隆以前山东金石学进行了一次大总结。他还着有《益都金石记》、《山左古金志》、《山左碑目》等着作。其中,《益都金石记》是山东地区最早的县级金石志,系统介绍考证青州地区金石文化,学术价值非常高。
  同样来自青州的孙文楷也是一名金石大家,他收藏的门类非常齐全,甲骨、吉金、印玺、封泥、造像、钱币、摩崖碑刻提拓(拓本)应有尽有,他也是陶文、甲骨文的最早收藏者和研究者之一。他修订的《益都县图志·金石志》更是清末益都金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后来他又参与《山东通志·金石志》的编写,对清代乾嘉以来青州的金石研究作了全面精到的总结。
  另外,潍坊还有诸如潍县高庆龄、高鸿裁父子,安丘王筠,诸城王锡棨、王绪祖、王维朴祖孙三代,诸城李仁煜、李璋煜兄弟等金石学家,都对潍坊的金石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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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鉴别皆最精 陈介祺最负盛名
  崔永胜介绍,清代自乾隆、嘉庆以后,潍坊地区同时存在三个金石研究重镇:东部的潍县、南部的诸城、西部的益都。三个地方鼎足而立,既互相独立,又紧密相连,在当时山东乃至全国的金石学界都占有重要地位。潍坊地区的金石学能够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离不开当时三地的金石学家的互相交流以及前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指授。
  而在清代潍坊地区的这些金石学大家当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陈介祺。陈介祺出身潍县名门世家,辞官以后专心收集金石文物进行考证研究。陈介祺天资聪颖,他对于金石之学独具慧眼,不但鉴赏目力高、收藏多而精、门类广而全,而且开拓了新的收藏与研究领域。
  崔永胜说,在金石学史上,陈介祺是公认的最负盛名的收藏大家,他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无一不专,无一不精,可谓是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而且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又多有创见,是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陈介祺之所以能够在金石收藏的热潮中独占鳌头,首先取决于他对金石文字领域的诚笃之心和传古之志,并为此一生不怠,其次则要得力于他非凡的鉴古知识和辨伪能力,很多堪称国宝的金石珍品,都是被他首先收藏。他平生收藏的藏品主要涉及商周青铜器、秦汉铜器及权量诏版、古玺印、封泥、陶器陶文、镜鉴、刻石、砖瓦、古钱币、泉范、碑帖、书画等等。
  崔永胜告诉记者,在我国的金石学史上,声称以传古为己任并付诸实践的,陈介祺是第一人。他在金石传拓中精益求精,给后世留下了数十万计的精致金石拓本,现多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对后世古文字学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提供了极佳资料。陈介祺在陶文的发现和考释、对古玺印、封泥的认识、名物考释、古文字考释等方面,都做出了卓绝贡献。
  今年9月2日,第二届“陈介祺奖”万印楼篆刻艺术大展暨2017陈介祺金石文化周在十笏园文化街区中心广场开幕,“金石之都”宝鼎正式亮相。这座“金石之都”宝鼎以国宝毛公鼎为原型,放大铜铸而成。这座宝鼎的落成,为潍坊打造金石文化传承基地,加快文化名市建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版图片由崔永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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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上古时期煮海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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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长波,昌邑人,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副馆长。200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年来致力于搜集潍坊盐业发展相关史料,目前承担《潍坊海盐文化》的编写工作。
  盐作为最早实行国家管理的商品,始终联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牵动着各个阶层的神经。中国海盐生产源于“宿沙作煮盐”,兴于管仲“煮泲水为盐”,其产生、发展均与潍坊有着密切联系。潍坊地处山东半岛中部、泰沂山系北侧,北滨渤海苍溟,滩涂远阔,地下卤水资源丰富,是中国海盐技术发源地和盐业生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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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山文化时期 潍坊煮海为盐
  据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副馆长郭长波介绍,海盐起源的最早记载见于《世本·作篇》“宿沙作煮盐”。宿沙氏是上古时期宿沙部落的首领,因发现“煮海为盐”的生产工艺而被后世奉为“盐宗”。宿沙部族源自大庭氏末世,生活在弥河以西的滨海地带,其活动时间自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延续至商周。考古证明,龙山文化中晚期,寿光双王城区域便出现了与制盐有关的聚落,他们用夹砂陶鼎、陶罐等容器煮古溩湖水、海水、地下卤水制盐,是潍坊“煮海为盐”的最早诠释。
  郭长波说,商代到西周早期是潍坊海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制盐中心在寿光境内,主要包括以双王城遗址为核心的商代盐业遗存和以大荒北央为核心的西周早期盐业遗存,发现遗址150余处。
  双王城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规模最大的海盐生产作坊群遗址。自2003年起,考古工作者先后7次对其进行田野调查、勘探和发掘。2008年清理了1个完整的商代制盐单元,发现大量煮盐工具盔形器,首次展示了商代先民“取卤——制卤——煮盐”的制盐流程,填补了中国海盐考古的空白,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东周是潍坊海盐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制盐中心在以潍河流域为核心的潍坊东部。这一时期莱州湾南岸分布着昌邑唐央—火道、辛庄、廒里、东利渔,寒亭西利渔、丰台、固堤场、韩家庙子,寿光单家庄、王家台、官台、大荒北央等近20个盐业遗址群;以寒亭和昌邑北部最为密集,遗址数量近300处,《管子》称这一区域为“渠展之盐”,是齐国盐业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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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地区产盐量 清代居全省之首
  远古时代,盐与百物同等,任民自由产制运销。夏代,潍坊盐业进入国家视野,青州盐成为贡品。
  商代中期以后,亚丑氏进驻东方,代表商王管理莱州湾南岸盐业,进行规模化生产。郭长波说,这时的海盐生产多在春末夏初进行,以地下卤水为原料,一个盐灶每年煮一次,可产盐上千斤。当时寿光双王城有盐工500余人,年产盐达5万斤左右。
  姜太公封齐后提出“便鱼盐之利”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盐业。由于出现了储存卤水的圜底瓮,周代煮盐时间不再局限于每年的春夏之交,秋冬亦可进行,产盐量较商代成倍增长,潍坊海盐成为齐国经济支柱之一。
  汉武帝时期在寿光和都昌(今昌邑)设有盐官,以收海盐之利。魏晋以降,史料多称青州产盐。《魏书·食货志》载“(东魏)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
  北宋中期,青州、寿光和潍州设场产盐,朝廷置盐亭管理,生产方式为官监民制。当时制卤多采用海潮积卤法、刮咸淋卤法和晒灰淋卤法,因此受海潮影响较大。皇佑五年(1053),潍坊沿海出现风暴潮,盐民大受其害。金代,盐民在煮盐的同时大胆尝试,探索“日炙盐”。元代盐业管理进一步完善,朝廷设立了官台和固堤盐场管理海盐生产。
  明清两代是潍坊海盐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盐场几经调整,到清代中期裁撤固堤场,归并于官台和富国二场。制盐技术由最初的煎盐变成了“有煎有晒”,至清末,煎盐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盐民每年多在农历三月二十开始晒盐,六月二十停止,晒盐120日。富国场一般每池成盐少则2000斤,多则3000斤;官台场每池出盐最多可达2000斤,少者亦达1000斤左右。《清盐法志》通过对这一时期各盐场产盐质、量的统计,认为清代潍坊地区的产盐量居全省之首,又以富国场盐质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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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盐发展历经千年 盐民信仰各有不同
  潍坊地区作为传统的海盐产区,盐业生产、运销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众生活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盐民们为繁衍生息、祈求平安,创造并传承了潍坊地区的信仰民俗,形成了古拙质朴的地域文化。
  郭长波说,潍坊在数千年制盐发展中,盐系神只职能多是通过本地原有神只来实现。诸如潍坊是“煮海为盐”,海神龙王被滨海盐民供奉为行业保护神;官台场以关帝代替盐神,固堤、富国场则以孙膑代替盐神,各有不同。
  近现代以来,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开始出现盐宗崇拜和祭祀活动。各种涉盐崇拜中,尤以寒亭、昌邑地区的孙膑信仰最为兴盛。每年正月十四是昌邑瓦城和永安的孙子庙会,寒亭北埠子村是正月十八举行孙子庙会,庙会上有“孙膑演旨”和烧大牛等仪式,成为当地百姓对新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
  潍坊沿海乡民信仰的神灵系统比较芜杂,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天地、灶王、财神、龙王等,还有佛教诸佛菩萨以及道教的玉皇、泰山老母、关公、三官、真武诸神。清末因为东海关设立,又出现了妈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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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走出诸多盐官 兴利除弊发展盐业
  从宋代开始,潍坊人就在全国各地担任盐官,数量多、级别高,在山东乃至全国都少见,成为独特的地域文化。
  宋金时期资料较少,主要有临朐人张平,曾任盐铁使;寿光人任颛,曾任盐铁副使;诸城人朱寿隆,曾任盐铁判官,《宋史》皆有传记。
  元代像潍县范德郁官两浙都转运盐使,其子范端复官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掘港场管勾;青州于潜官两浙盐运副使;昌乐刘用官胶莱莒密盐司副使,王琮官乐安盐判等。
  明代见诸记载者20余人,清代目前所知有86人,任职遍及直隶、山东、江浙、两广、云贵、陕甘、山西等地,他们在任期间兴利除弊发展盐业,为后世之楷模。
  盐村百姓常年与盐打交道,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与盐有关的一些谚语、民俗和饮食习惯。郭长波说,这些民俗代代传承,丰富了百姓的生活,也成为规范行为、维系邻里的重要力量,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版图片由郭长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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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办学影响山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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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茂松,曾任潍坊护理职业学院教育研究室主任、教授,研究齐鲁大学前期历史的专家。获得研究成果10多项,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着作22本,其中关于外国教会在山东办学历史的着作《跨越百年》被英美多所大学收藏。
  青州作为山东历史上重要的城市之一,在文化、地理、政治上有独特的地位,自然也是传教士传播基督教非常重要的地区。1864年美国传教士来到青州,西方文化开始蔓延。之后英国的传教士在青州修教堂、办学堂、建医院,传入了西方现代科学文明,奠定了山东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中西文化的交融对山东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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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士来到青州 办学校收容孤儿
  清朝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开放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作为商埠,大批西方传教士得以由此登陆山东。1863年,一个叫狄考文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带着新婚妻子辗转来到中国登州(今蓬莱市)。1864年秋天,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城西北的一座观音寺里办起了一所寄宿制的启蒙学校——蒙养学堂。1876年,狄考文将蒙养学堂更名为登州文会馆。
  李茂松介绍,青州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着先进的地位,是山东封建教育很发达的地区,自然也是传教士传播基督教非常看重的地区。1864年美国的传教士来到了青州,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首先在青州办起一所教会小学。后来经英美协商,青州由英国来主导,在青州的美国教会退出。
  1875年早春的一个雪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青州,他遭到了当地百姓的排斥,没有人租给他房子,他只能寄住在一个小旅店里。
  李茂松介绍说,李提摩太到青州的时候,正好遇上灾荒,饿死了很多人,他收容了1000多名孤儿,然后开始办学。李提摩太在赈灾中的突出表现,显示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他也因此成为官府的座上宾,其传教活动也就此从底层群众进入上层社会。
  李茂松说,英国伦敦总部陆续将传教士派到青州办学,如仲均安、怀恩光、卜道成等人。到1892年他们在青州修教堂、办学堂、建医院,先后建起了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14所教会学校。具有代表性的是青州培真书院、青州广德书院、青州广德医院和青州医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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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成献从国外募捐 建成青州首家医院
  青州培真书院建于1881年,由浸礼会传教士仲钧安、怀恩光、卜道成创立,旧址在原潍坊教育学院北院,时称北书院。青州培真书院包括神学科、师范科,社会教育科三个科目,其中师范科是培养教师的,为我国近代教育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教育科有个青州博物堂,青州博物堂由怀恩光负责,借鉴外国博物院或教育馆的形式,陈列了西方最先进的显微镜、地动仪、望远镜等,每年都有几万人来参观这个博物馆,为我国传入了西方现代科学文明。这是我国最早的西方博物馆。
  青州广德书院建于1884年,由浸礼会传教士库寿龄夫妇创办,旧址在原潍坊教育学院南院,时称南书院。广德书院是一所颇具现代教育理念的综合性学校,学校分小学、中学和大学部,以文、理双科教育为主。当时,学校的课程既有道学、经学,也有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西方现代学科。大学部学制七年,在当时培养出了白玉章、宋传典等颇有影响的学生。
  实业教育有了基础后,英国浸礼会有了在青州建医院开办医学教育的计划。1882年,设立教会施医所。1885年春,英国浸礼会医学传教士武成献博士偕新婚夫人爱格妮丝医学博士来到青州,以教会施医所为基础组建“青州大英帝国浸礼会施医院”。医院设男科医院和妇科医院,共设46张病床。1892年,武成献又从国外募捐扩建成了“青州广德医院”和青州医学堂,这是出现在青州府的第一家医院和山东第一家医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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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学校几经变革 发展成为齐鲁大学
  1900年后,英美教会在山东联合举办高等教育,把山东举办高等教育的学校合并为规模较大的学校。1902年6月13日,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联合会议在青州举行,通过了联办“山东新教大学”的决议。
  神学教育都合并到山东青州培真书院,叫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将登州文会馆和青州广德书院合并为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医学堂和济南华美医院医校联合成立医学院,称为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山东新教大学包括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医学院山东共合医道学堂三所学院。山东共合医道学堂设青州、济南、邹平、沂州医院4个教学点,这所一校四处的医学院称为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学制定为四年,武成献任校长,后由英国利兹的阿辛顿基金会拨款捐赠9000英镑建立医学院新校,1911年在济南的医学院新校建成,山东共合医道学堂从青州迁至济南新校,原校更名为青州广德医院护士学校。李茂松说,青州广德医院护士学校几经变迁,连续办学至今,就是今天的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1909年1月份,校董事会将山东新教大学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15年,校务委员会批准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更名为齐鲁大学。1917年9月,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迁到济南齐鲁大学新校。
  1951年1月,齐鲁大学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9月改称山东医学院,1985年4月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现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
  “登州文会馆、青州培真书院、青州广德书院、青州医学堂和华美医院医校都是齐鲁大学的前身。”李茂松说,回顾山东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清朝末年英美教会在登州、青州、潍县的办学谱写了齐鲁大学前期的历史,奠定了山东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标志着潍坊地区在中西文化交融时期近代教育的超前和发达,对山东近代教育的发展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本版图片由李茂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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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文化显现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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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东亚,曾任中共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着有《潍县战役》一书,曾在《中共党史研究》、《山东党史》、《征集与研究》、《山东档案》等省级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9篇,参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中共胶东地方史》、《中共鲁中地方史》的撰稿工作并担任副主编,参与中共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潍坊地方史》、《中共潍坊党史大事记》等的撰稿工作并担任副主编。
  19世纪中叶,英帝国主义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红色文化的起点。红色文化产生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红色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潍坊地区的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相对较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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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时期诞生 斗争中逐渐发展
  民国时期,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兴起,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潍坊地区。当地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寻找救国救民之路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创建了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
  据原中共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曹东亚介绍,潍坊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中共寿(光)广(饶)支部,建于1924年4月,是山东省境内第一个中共农村支部,也是全国范围最早的农村支部之一。之后,潍坊地区又陆续建立了中共青州支部、中共潍县支部、中共寿光支部和中共高密城市支部。
  就山东省来讲,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建立时间不是最早的,但发展速度堪称全省之最。至1927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下辖7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其中5个在潍坊地区。据中共山东省委1927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记载,当时全省约有共产党员1500人,其中仅潍县、益都、寿光3个县党员就达481人。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援青岛等地工人反帝罢工斗争、开展农民运动、与国民党组织展开合作,使潍坊地区成为山东省共产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潍县一带,当时有“共产党的潍县”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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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十年中 两次遭受到重挫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极端艰难、斗争异常残酷曲折的十年。十年间,潍坊共产党组织先后两次掀起农民武装暴动都遭到失败,付出了沉重代价。
  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高潮发生于1928年秋。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潍县大柳树暴动、高密与诸城交界的潍河暴动、昌邑饮马暴动,全部失败。第二次农民武装暴动高潮发生在1932年秋。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又发动青州郑母暴动、昌乐青龙山暴动和潍县固堤暴动,均告失败。
  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实行凶残的屠杀政策,十年间潍坊地区近百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仅1928年至1931年,潍县县委就有3位书记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1932年秋青州暴动失败后,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但是,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暴行吓倒,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扞卫自己的信念,前仆后继,努力重建共产党组织。到1936年秋,潍坊地区又重建了两个县级共产党组织。1937年上半年,共产党的支部已达10多个,党员人数恢复至百人左右。
  潍坊地区红色文化的发展遭受重挫后没有止步,稍作停顿,又开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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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投入抗战 逐渐成长壮大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这期间,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武装斗争。
  曹东亚说,1937年底至1938年初,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创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等数支抗日武装。这些武装后来大部分编入了八路军主力部队,成为山东抗日战场上的劲旅。
  从1938年开始,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陆续开辟了寿光清水泊、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边区和昌(邑)潍(县)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本地区抗日战场上的中坚力量。
  从1943年夏季开始,潍坊地区八路军的对日作战开始由战略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过渡,潍坊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明显好转,抗日根据地迅速恢复和扩大。之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好转,潍坊地区八路军部队向日伪军发起进攻,解放大片国土。
  到抗战结束时,除了潍县、昌乐、高密、安丘、诸城的局部地区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占据外,潍坊地区三分之二以上的区域被八路军解放。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已在200多万人口的地域里执政,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和执政经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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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战争中 转向全面崛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带领解放区军民,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经过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将境内国民党军压缩在潍县、昌乐、寿光、益都铁路两侧及安丘的局部地区。
  与此同时,潍坊地区共产党组织在解放区领导农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改变了农村土地占有关系,铲除了封建制度的根基,使农民得以翻身,“耕者有其田”成为现实,农民生活得到改善。
  1948年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奉命发起潍县战役,一举攻克了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潍县城,解放了潍坊全境。随后,华东局调集干部对潍县城及周边实行接管。
  境内各级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带领广大群众,倾全力支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潍坊地区的红色文化从诞生到崛起,仅仅20多年时间,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红色文化的兴起,是近代潍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结果,代表着潍坊地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本版图片由曹东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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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了解的文化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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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12日 总第309期 (B1-B8)
  潍坊文化源远流长,文学的发展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当地的名流学者及地方官起到了促进作用;诸城派古琴历史悠久,在全国有着重要影响;潍坊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词曲作家,创作出一批精品力作;潍坊历史上经学名家众多,郑玄遍注群经,潍坊籍儒士多人为帝师;潍坊书画从古至今人才辈出,“中国画节”使潍坊成为全国书画传承、交流的平台;潍坊武术一脉相传,拳种流派超过百种;近代潍坊工商业发展异常活跃,形成了浓郁的带有地方特色的商贾文化;众多世家望族对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及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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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从古至今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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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陶,安丘人,1942年出生。好读书,文学崇拜鲁迅,诗人崇敬陶渊明,神话中喜欢济公。着有长篇历史小说《红颜怒》《孽海情》《林则徐》《落日》《屈原》和论文随笔集《涧边文丛》等着作。其小说和论文作品曾获泰山文学奖、刘勰文艺评论奖、全国“八五”优秀长篇小说奖、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等奖项。
  潍坊文学发展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有人以齐国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的名字命名,写了一本《晏子春秋》。时至今日,潍坊的文学创作气象万千。特别是由高密走出的着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潍坊备受世界瞩目,潍坊“文化名市”的地位也借此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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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源头  与潍密不可分
  潍坊知名作家穆陶家中的书橱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包括线装的《论语》《孟子》《千家诗》等,看得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痴迷。早年从医的他一直没有放弃文学梦想,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他对潍坊文学的起源也颇有兴趣。
  谈起潍坊的文学,穆陶说,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潍坊文学名家辈出,在全省乃至全国,潍坊是文学重镇。
  早在2000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有人以齐国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高密人)的名字命名,写了一本《晏子春秋》,后经过汉代刘向整理,流传至今。经汉墓发掘实物证实,《晏子春秋》中描写了晏子的事迹,生动传神,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文史专家认为这是一部“散文小说集”。“《晏子春秋》与《穆天子传》是中国文学小说最早的两个源头,其中之一即与潍坊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潍坊文学的悠久历史。”穆陶说。
  汉魏时期,文学作品无论诗、文、辞赋,篇章灼灼,蔚为壮观。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北海剧县(今昌乐,一说寿光)人,善文辞,也擅论文,其作品《中论》中有句云“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穆陶说,封建社会国家以农业为主,商业尚不发达,徐干却提出了“义先物后”的思想,其思想的先进性,不得不令人敬仰。
  南北朝时期的任昉(寿光人),以散文着名,着有小说《述异记》。“当时还没‘小说’这个名称,文体分为文(散文)与诗(诗辞赋)两大类,诗赋之外的作品包括小说,都属于散文,《述异记》便是这样的一部小说。”穆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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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流官员结缘潍坊 助长本土文学发展
  穆陶说,历代客居潍坊或曾在潍坊做官的学者名流,他们的创作助长了潍坊文学的繁荣发展,是潍坊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潍坊文学与全国文学横向联结的辉煌资源。宋代苏轼知密州两年,写了数量不少的诗词,尤以《水调歌头》中的句子最为脍炙人口:“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意境高旷超逸,将哲理思考包涵于世味人情之中,可谓独步千古之作。
  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皇祜三年知青州,写下了一些感慨世事人生的诗篇,与他的旷世名作《岳阳楼记》一脉相承,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价值观。穆陶说,虽然范仲淹在青州只做了一年的官,但诗文中表达的浩然之气与爱国爱民的伟大情怀,却给潍坊文学植入了正能量根基。
  南宋时期的李清照,为中国词人婉约派之宗,寓居潍坊青州长达十余年,在此期间,她以旷世才情写下了大量委婉凄丽的诗词作品。她的诗词多为抒情之作,感叹身世,忧患家国。也有风神高迈、慷慨昂扬的作品,其豪情不亚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这种亦柔亦刚的风格,对于后世中国文学以及潍坊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名家众多 文学史有一席之地
  “明清时期的潍坊本籍作家,最着名的有冯惟敏、丁耀亢、曹贞吉等人,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当时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穆陶说。
  明代散曲大家冯惟敏,临朐人,他的着作有《山堂诗稿》和散曲集《山堂词稿》,多数作品反映了下层民众生活,为社会写真,为人民发声,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他是一位真正为人民写作的杰出作家,其散曲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与散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丁耀亢,诸城人,诗文、戏剧、小说皆有所长。他的长篇小说《续金瓶梅》沿续《金瓶梅》的人物故事,让西门庆、潘金莲等转生偿债,演出了一段因果报应的故事。书成,被人告讦,以对当朝的恶毒攻击为罪名被逮下狱。此后,《续金瓶梅》便被列为禁书。这样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因为种种原因长期淹没不闻,知之者少,研究者更少。它产生于潍坊,影响于历史文坛,是潍坊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曹贞吉,安丘人,清康熙三年进士,以词名家。着有《珂雪词》。他的诗词作品,题材丰富,感情真挚,风格雄浑苍凉。清初修《四库全书》,独收《珂雪词》,可见其影响之大。
  “提到潍坊古代的文学家,那就不得不提郑板桥,他在潍坊的艺术与文学创作,以及对潍坊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是举世共知的。”穆陶说。郑板桥任潍县县令七年,期间的诗、画创作,对潍坊的文化与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潍坊的赞美,也是他对潍坊文化的认同。他有诗写道:“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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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高密走出莫言 获诺奖震撼世界
  从潍坊走向文坛的现当代着名作家,如星辰之光,辉映所及,全国周知,如田仲济、王统照、臧克家、莫言等。
  据穆陶介绍,文学史家、学者、作家田仲济是潍坊市人。着有《中国抗战文艺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他的杂文作品有《情虚集》《发微集》《夜间相》等。他的杂文风格含蓄朴实,严谨清朗,上世纪40年代便在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
  王统照,诸城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他是上世纪3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与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提倡现实主义,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倡导文学批评,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从事小说创作的优秀作家之一,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山雨》,与茅盾的《子夜》,被誉为是反映中国乡村和都市经济崩溃状况的“双峰并峙”之作。“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是我们潍坊文学家的骄傲。”穆陶说。
  着名诗人臧克家,诸城人。其诗质朴简洁,抒情之中包含哲理。如脍炙人口的《老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时至今日,由潍坊高密走出的着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高密成为了世界瞩目的地方,潍坊文化名市的地位,也望借此荣光走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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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创作不乏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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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祥金,国家一级导演,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潍坊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先后有20多部作品获得山东省“精品工程奖”,10多部作品获得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等国家级奖励,创作了上百首声乐作品和舞蹈及晚会音乐。其音乐作品《鼓震神州》曾荣登199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提起潍坊的文化,很多人会想到书画,其实潍坊的音乐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力。特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潍坊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力、有作为的词曲作家,其中既有老一辈的精品力作,又有当代着名音乐人的扛鼎力作,可谓群星璀璨、佳作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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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城古琴历史悠久 历代传人倾力传承
  据潍坊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王祥金介绍,从明至清,古琴琴派有了进一步发展,陆续出现了虞山派、江派、广陵派、岭南派、金陵派、中州派、九疑山派和诸城派。诸城派古琴是潍坊音乐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诸城派古琴现知最早的有两位弹奏者:清嘉庆年间的王既甫和王冷泉。王既甫家住诸城县城后门口街,王冷泉家住诸城城东五里的王门村。
  王祥金说,有关于他们的渊源,目前只知道王冷泉宗金陵派,王既甫宗虞山派。至于这两个长江下游南岸的古琴派何时流传到了诸城,现已无从考证。从有限的资料来看,这两位早期古琴家所弹奏的曲子有很多是相同的,曲子的立调体系也完全一样。但两个人的演奏风格不同,王既甫的演奏清微淡远,王冷泉的演奏绮丽缠绵。
  1911年,维新派领袖和学者康有为将诸城古琴杰出演奏家王燕卿介绍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古琴。王燕卿系诸城县城东南五里的普桥村人,与王冷泉相距很近且是其同族裔孙。王燕卿在南京教琴达10年之久,培养出很多学生。
  诸城派最着名的古琴家之一王心源(王既甫之子)的学生王心葵为学琴、造琴不惜倾家荡产,也是诸城琴派最着名的古琴家之一。王心葵把古琴教学带入高等学府,为发展我国古琴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近几年,诸城文化部门成立了专门挖掘和传承诸城派古琴的机构,南京的着名古琴演奏家茅毅作为诸城派古琴的传人,每年都多次来诸城和潍坊等地普及诸城派古琴。我市音乐家协会还专门成立了古琴学会,对诸城派古琴进行了有效抢救,多次开设古琴免费传习课堂,让诸城派古琴重新焕发生命力,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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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化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走西口》作者是潍坊人
  “说起近代潍坊的音乐创作,就不得不谈王大化。”王祥金说。王大化,潍坊人。1939年赴延安从事戏剧工作,1941年任鲁艺戏剧系教员。1942年创作了《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剧目,轰动了陕甘宁边区。1945年参加歌剧《白毛女》的集体创作并担任导演。1946因车祸去世,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并经毛主席批示,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最高荣誉称号。
  除了王大化外,潍坊地区还走出了一大批驰名中外的音乐家:着名作曲家高潮,潍城区人,代表作《难诉相思》;秦西炫,安丘市人,代表作《解放军大合唱》;杨庶正,青州市人,代表作《谁不说俺家乡好》;石歌,原潍坊市艺术馆馆长,代表作《绣花曲》等;着名词作家王印泉,诸城市人,代表作《情深意长》;张藜,昌邑市人,代表作《我和我的祖国》;曹勇,安丘市人,代表作《我们是黄河泰山》等。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着名指挥家、作曲家于海是高密人。他们的精品力作为潍坊的音乐史留下了一段长久流传的碑文。
  “十年前,全国各大卫视热播电视剧《走西口》,主题曲《走西口》火遍大江南北,作曲者罗捷书是潍坊人,是全国知名作曲家、演奏家,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音乐创作,《走西口》深得人民喜爱。”王祥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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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备包揽《芈月传》的作曲 刘继鹏获青歌赛优秀奖
  近年来,潍坊音乐界人才辈出,涌现了王备、李云涛、刘继鹏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作曲家、歌唱家。
  电视剧《芈月传》火遍了大江南北,剧中歌曲的传唱度也非常高。这部剧全部作曲是由王备谱写的。王备是土生土长的潍坊人,曾为多部知名电视剧、电影配乐。如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电影《神话》等。由王备作曲、毛阿敏演唱的单曲《天之大》《满城烟花》,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等更是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潍坊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刘继鹏的老家在昌乐,他曾荣获中央电视台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优秀奖。除了唱歌外,刘继鹏还全身心投入到声乐教学中。近年来有40多位学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高等音乐院校。
  根据莫言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民族歌剧《檀香刑》于今年9月份在潍坊举行了首场巡演,演员们以精湛到位的舞台表演,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赢得阵阵雷鸣般掌声。民族歌剧《檀香刑》由莫言和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李云涛共同编剧,李云涛作曲。“莫言和李云涛是高密老乡,李云涛也是近年来从我们潍坊走出的知名作曲家。”王祥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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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团体活跃 近百作品获奖
  近年来,潍坊社会文艺团体活跃,成立了一大批接地气的民间文艺团体,如潍坊市飞扬合唱团、喜洋洋民族乐团、潍坊市群星民族乐团、潍坊市爱乐乐团等。
  据王祥金介绍,从2014年起,我市实施“群星璀璨人才提升工程”,无偿提供排练场地、录音棚,对民间文艺团体提供经费支持,安排专职人员对这些团体进行技术指导。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民间文艺团体发展迅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近年来,潍坊市音乐家协会一直为我市普及群众音乐文化生活、提高专业业务水平不懈努力,每年在“文联艺术剧场”组织24场群众性音乐公益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音乐家来我市举办各类讲座和音乐会,组织各音乐专业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比赛、歌曲征集等;潍坊市文化馆更是免费向全市文艺爱好者和艺术团体开放,积极发挥好带动引领示范作用。同时,各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也积极推出政策和举措支持民间文艺团体快速发展,让潍坊的音乐文化大放异彩。
  另外,我市的音乐爱好者还多次获得省市各种重要奖项。吴超凡、张良杰、郝漫生、梁晶、谭建国、王克义、夏德友、杨祖光等人创作的近百部音乐作品获得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励。参加全国和全省的各类乐器比赛和歌唱比赛获奖的更是不胜枚举。
  目前,潍坊市大部分小学都有自己的乐队,全市各类专门音乐培训机构近300所,每年参加各类音乐考级人数达2万多人,音乐素质教育在潍坊也是风生水起、一派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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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学博大精深名家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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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波,1974年生,现为昌邑市博物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物考古及山东区域文化研究。先后出版《昌邑历史人物》《虚白斋尺牍校释》等8部专着;主编或参纂13部着作;承担或参与国家、省地级课题多项,是首批“齐鲁文化之星”、第二届“风筝都优秀文化人才”、潍坊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儒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潍坊地区区位独特,经学名家众多,对全国的经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自成一家,号称“郑学”;北宋李觉前后两次参与校定《五经正义》;明代前期潍坊籍儒士多人曾为帝师;清朝以后,山东籍卓有成就的理学家以潍坊籍最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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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玄遍注群经  郑学自成一家
  王伟波介绍,先秦时期,潍坊区域属齐国腹地,南接邹鲁,区位独特,孔门七十二贤中的公冶长是今诸城人;地方志记载,冉耕、闵损、言偃曾在今昌邑结庐读书;郑国由鲁国迁至渠邱(今高密),为汉代大儒郑玄师祖;《元和姓纂》则记载孟子迁居高密。以上足以说明潍坊区域是原始儒学传播的重要区域。秦统一以后,虽然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打击。而到汉武帝即位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法定经典,经学正式诞生。菑川薛(今寿光)人公孙弘为此过程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拉开了汉代经学繁荣的序幕。
  两汉时期,今文经学一直作为国家官学体系的主流学术存在。见于记载的潍坊籍经学名家及流派几乎全部属今文学派,传今文《诗》学的有琅邪东武(今诸城)人师丹、伏理;传今文《书》学的有北海安丘(今安丘西南)人牟融;传今文《春秋》学的除公孙弘外,尚有甄宇、周泽、承宫等。汉代诸《易》学大师追本溯源,大都出于周秦间东武(今诸城)人孙虞的弟子菑川人田何。
  东汉末年,北海高密人(今高密西北)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号称“郑学”。郑学的出现,结束了两汉今古文经学长期斗争的局面,出现了一个“经学小统一时代”。而郑玄弟子北海人(今寿光东南)刘熙所撰《释名》,则是我国第一部以声训为主以音求义,探寻事物命名由来的专着,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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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学出现王郑之争 益都李觉校定《五经正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领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意味。这场纷争以王学获胜告终,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郑玄嫡孙郑小同则成为斗争的牺牲品。郑小同之外,这一时期潍坊籍知名经学家尚有西晋高密淳于(今坊子区黄旗堡街道西南)人徐苗、东莞姑幕(今诸城西北)人徐邈,北魏益都(今寿光)人贾思伯、贾思同,北周唐瑾。
  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满足庶族地主参政的要求,以解决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置进士科,开创了科举制度。明经科是专门的经学考试科目。青州人(今诸城)苏仲容,“以儒学称于乡里,唐末举九经”,其子苏禹珪以五经中第。
  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即着力于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重文政策,以确立君主权威和国家系统。宋太宗命人校定《五经正义》,颁行各地,作为官方指定教材,益都县(今青州)经学家李觉前后两次参与其中。为抑制豪门,强化皇权,宋代科举及第人数有增无减。在此背景下,青州(今诸城)人苏德祥,举太祖乾德元年(963)状元,累官右补阙;益都人(今青州)王曾,宋真宗咸平年间连中三元,为仁宗时名相;潍州昌乐人卢士宗,举“五经”仕至礼部侍郎;潍州北海(今潍城)人吴奎,于书无所不读,举“五经”,仕至大理丞;密州安丘人(今安丘)韩晋卿,以“五经”中第,仕至大理寺少卿……
  北宋时期,理学开始酝酿,理学先声胡瑗曾于庆历元年(1041)任密州(今诸城)观察推官。安丘田述古从胡瑗受学,居洛阳期间,又与大儒邵雍、程颐、程颢、司马光为友;而邵雍《易》学,则受之于北海(今潍城)李之才;寿光人张荷、刘概则追随种放学《易》,是李之才的师辈人物,均对理学的产生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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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籍儒士多出帝师 魏纯弟子开河东之学
  元灭南宋后,朱熹之书始传于北方,中国经学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理学传入潍坊区域的是元代寿光人许益、李裕。二人传章丘长白先生张临之学。张临的知名弟子元代首科状元张起岩大魁天下之前还曾出任安丘知县,与潍坊籍官宦颇多交往,这也是程朱理学传入潍坊的一条途径。
  明代前期潍坊籍儒士多人曾为帝师,教授明宣宗朱瞻基的有益都人王让,高密人戴纶、仪智,昌邑人黄福;教授明英宗朱祁镇的有临朐人马愉;教授明宪宗朱见深的有寿光人刘珝。薛瑄是明代理学宗师,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鸿儒,与高密人魏纯的教导密切相关,这无疑是潍坊区域对明代经学的一大贡献。
  明朝中期以来,心学崛起,程朱理学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将心学传入潍坊区域的是王阳明再传弟子邹善,心学传入潍坊的另外一条途径是在外任职求学的潍籍官宦士子。但因本地程朱理学势力比较牢固,心学的传播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理学家众多颇有成就 汉学复兴益都开风气
  王伟波介绍,清朝建立后,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山东籍卓有成就的理学家以潍坊籍最为集中,有安丘的刘源渌、张贞,潍县姜国霖、刘以贵、阎循观、韩梦周、昌乐周士宏等,他们对地方人才的培养、区域文化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乾嘉以来,随着汉学的复兴,潍坊区域部分出身理学的学者转而倾心汉学,益都(今青州)李文藻、杨峒首开风气,而在许慎《说文》学领域,安丘王筠则是说文四大家之一。道光以来,金石学获得空前发展,潍县人陈介祺本着“证经明理”的目的,从事于古文字资料的搜集考释,有功于小学甚巨。清朝后期,理学有一定反弹,经学领域的汇通特色明显,名列《清儒学案》的孙葆田、柯劭忞、宋书升成就卓越,不仅足以称为中国传统经学之殿军,也为潍坊古代经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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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都成为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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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远航,郭味蕖美术馆馆长、潍坊市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名誉会长、潍坊市政协委员。近年来他策划组织了一系列重要展览和学术活动,编辑出版《郭味蕖艺术文集》《画家·学者郭味蕖纪年》《百年菁华——中国书画名家馆馆藏精品集》《纪念郭味蕖诞辰一百周年书画精品集》等书籍画册。同时对潍坊世家文化开展研究,撰写发表相关论文。
  潍坊书画自古至今,在美术界都有重要一席。特别是明清以来,郑板桥等一批书画家带动了潍县书画艺术的发展。潍坊书画发展至今,更是人才辈出。刘大为、郭怡孮、郭志光、沈光伟、蒯宪、王珂、时振华等一大批书画名家取得的成绩,极大地提升了潍坊的学术影响力。从2011年起连续举办七届的“中国画节”已经成为全国艺术爱好者翘首以盼的文化艺术盛会,影响力逐年提升,助力潍坊建设“文化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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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官多是名家  影响潍坊书画
  据郭味蕖美术馆馆长郭远航介绍,潍坊书画从古至今,在中国美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潍坊画家人数最多、成就最大的是五代宋朝时期,有影响了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大师李成,中国“文人画”重要先驱燕肃,因创作《清明上河图》而享有盛誉的张择端,山水画大家翟院深,花鸟画大师郭乾晖、郭乾佑兄弟,“画鬼神第一”的李雄,以及李远、李永。明清以来,也代有可观者。来潍县主政的地方官中不乏着名的书画家,如明末的周亮工、乾隆时期的郑板桥等,他们在主宰地方行政的同时,其人文艺术造诣也深刻影响了潍县书画艺术的发展。
  潍坊有世家文化的传统,家族文化传承源远流长。以郭家为例,郭家乃潍县名门望族,是在明代成化年间(1483年),从高唐迁入潍县的,起家始于郭氏家族的第六代传人郭尚友,郭尚友(1569—1647)乃明万历29年(1601)进士,累官至太子太保,户部尚书。郭家人才辈出,贤良接踵,从郭尚友至清末的400年间,郭氏家族曾出过8名进士,多名翰林,200多名秀才。从一品至七品职,八品至九品职衔的有100多人。近现代书画界名人更是层出不穷,如郭谷石、郭兰村、郭味蕖、郭怡孮、郭玫孮等。郭氏家族在潍坊的书画史上学海浩瀚,为潍坊的书画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郭远航说,书画不仅仅是写字画画,它还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郭味蕖不仅是位画家,更是学者。他不仅研究绘画的技法,还研究与书画相关的金石、版画、造像、建筑、壁画、年画、文学、诗词等,极高的综合素养造就了他在书画界的地位。于希宁除了研究书画外,还研究金石、造像等传统文化,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传统文化的基础,他们的笔墨才能流传后世,为后人所膜拜。由此也反映出潍坊文化底蕴的深厚。
  潍坊美术发展至今人才辈出。如刘大为、郭怡孮、郭志光、沈光伟、王珂、时振华等,再如青年画家华杰、王勇等,成为当今画坛的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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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书画走向全国 佳作取得骄人成就
  近现代以来,潍坊的书画开始走出去,出现了一大批对中国绘画深有影响的人才。
  当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祖籍诸城,出生在潍城。1991年,为纪念建党70周年,刘大为创作工笔画《晚风》。画面中,邓小平上身穿白色短袖衬衣,下身着黑色长裤,脚穿布鞋,静静地坐在藤椅上看报,旁边茶几上放着一个茶杯和一沓报纸,报纸上放着眼镜。画面中的邓小平时至暮年,精神矍铄。画作以朴素清新的绘画语言表现了一代伟人的沉雄稳健。《晚风》获“建党七十周年全国美展”银奖。
  近年来,我市每年有大批书画家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涌现出一批有作为、有影响力的青年画家。
  2013年潍坊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华杰的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荣获山东省第六届“泰山文艺奖”美术类作品一等奖;2015年,潍坊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王勇的作品《民生——第一时间》荣获山东省第八届“泰山文艺奖”美术类作品一等奖。“泰山文艺奖”是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全省文艺界最高规格的政府奖。
  在今年召开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策展工作会上,中国美协会员、潍坊籍画家王珂作为全国10名入选画家参会并承担“辛亥革命”主题的创作任务。其作品《回望1911》备受人们的关注。2017年10月10日,“最美中国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型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王珂创作的《人民的好县长——高德荣》作为21件巨幅绘画之一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另外,今年9月份,中国美协会员、潍坊美协名誉主席、潍坊同志画社社长时振华创作的山水画《泰山日出》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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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节连办七届 收藏队伍不断壮大
  郭远航说,我市打造“文化名市”并非一味求“名”,而是要充分利用书画这个文化载体提升城市品位。我市从2011年起开始举办中国画节,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
  潍坊的书画市场为什么会这么繁荣?郭远航说,经过多年的发展,潍坊逐渐成为书画艺术市场重地,收藏家队伍不断壮大,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群体也加入到鉴赏与收藏队伍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共有画廊400多家。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年交易量高于100张的中型以上画廊有五六十家,其中不乏在全国有相当知名度的画廊。
  “除了画廊外,书画经纪人也是功不可没。”郭远航说,潍坊的书画市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纪人,他们不仅有商业头脑,而且懂书画艺术,他们的眼光独特、犀利。正是因为潍坊有大批这样的经纪人,才推动了潍坊书画市场的繁荣。
  画展由小做强大 成为全国风向标
  近年来,随着文化艺术市场的逐渐升温,潍坊的书画展览也逐渐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并成为全国书画展览的风向标。
  郭远航说,郭味蕖美术馆从2008年开馆以来,已经举办了200多场书画展,如“郭味蕖百年画展”“郭味蕖山水画首展”“郭味蕖收藏展”“郭怡孮家乡汇报展”“20世纪大师作品联展”“中国顶级画家精品展”“国际儿童画展”等大型画展,每场展览3到5天。“一个月最多的时候能接待6场展览,几乎撤展和布展同时进行。”郭远航说,由此可见,潍坊取得“中国画都”的称号,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从2011年我市举办中国画节,经过连续多年的倾力打造,中国画节已经成为全国艺术爱好者翘首以盼的文化艺术盛会。迄今为止潍坊市已连续举办七届中国画节,影响力逐年提升。特别是2013年4月21日第三届中国画节开幕式上,我市被中国画学会命名为“中国画都”,这标志着我市又多了一张响当当的城市名片,潍坊的中国画事业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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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尚武拳种流派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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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智慧,潍柴退休职工,省民协协会会员、潍坊作家协会会员。8岁习武,拜武术名家邵坤、于光庆先生为师。受武术大师沙国政、于海亲传。1984年在《新聊斋》发表中篇传奇《秃爪龙》,曾在《潍坊晚报》连载传奇小说《武玺珏传奇》,其后陆续发表《武术名家于光庆》《潍坊体坛三杰》等文章。
  潍坊自古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潍坊武术文化一脉相传,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拳种流派超过百种,边家锤、亓家棍、四通捶等,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潍坊人尚武,却讲武德,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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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武举制度助推 潍坊武术发展迅猛
  高智慧介绍,自古至今,潍坊武术活动经久不衰,武术文化独具特色。潍坊武术的源头可追溯到西周、春秋时期,齐人就以“隆技击”而闻名天下,并引起兵家的重视。考古发现,汉画像石中有关武术活动或与武术相关的杂技类的题材与内容,为数不少。
  此后,历朝历代,潍坊武术不断发展完善,隋唐武举制度的创立,对潍坊民间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明清两代则是潍坊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武举人、武进士和武官不胜枚举。
  潍坊武术经历代传承,产生和流传的拳种流派甚多。民间素有“边家锤、亓家棍、陈家单刀不用问,李家花枪不好招”及“长拳地功边家锤,劈砸翻车地龙经”的传说,其中,“四通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民国时期,国术馆、社的建立,使全国形成了上下贯通的武术推广系统,这充分表明武术已被纳入现代教育范畴,传统武术逐步向着科学化、规范化方向演进,潍坊武术也由此得到了更为有力的推广、发展和提高。
  崇尚武德毫不张扬 坚韧不拔勤学苦练
  在大多数人眼中,习武之人好动,而潍坊武人不张扬、内敛。“传统习惯中,人们都是‘扬文藏武’,这一点在潍坊习武人身上体现得更明显。”高智慧说。
  武术的传承中,武德是非常重要的,不争强好胜是潍坊习武人的传统品质。据高智慧讲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四通捶作为潍县土生土长的武术,逐渐被外地武术爱好者所熟知,纷纷来潍切磋,其中不乏好斗挑衅的。
  当时,南方一名武者来到潍县,想与四通捶大师武锡珏比试比试。“武锡珏可能不想与他比武,或不想伤害他,就没和他比试,而是一个胯功将一门楼打塌,用手掌震裂石板。武者看到后,心里甚是害怕,也感受到了武锡珏的功力。后来武锡珏告诉他,想比武可以,三年以后再来。”高智慧说。
  这名武者回去后刻苦练习,三年后再来潍县,可武锡珏已经去世,这让他感到很失望,一怒之下用手也拍裂了石板。“武者看着破裂的石板,茅塞顿开,原来武锡珏是告诉他武术没有止境,只有不断刻苦练习。”高智慧说。
  潍坊的习武之人性格大都坚韧不拔。武锡珏刚开始学武时,早就“超了龄”。当年他到边家拜师学艺,即便有友人引荐,边淮也不收。武锡珏长跪不起,边淮见他一心向武,便出难题考验他:要他每天正晌午翻穿皮袄,在高梁地里跑一个时辰,能连续坚持三天便收他为徒,否则立马走人。皮袄捂出一层汗,再让高粱叶剌一顿,伤口让汗水一煞,刺痛难忍,但武锡珏忍了下来。边淮这才收下了他。
  所以,韧劲是武人必备的素质。杜瑞林,武锡珏的徒弟,1885年生于潍县东北关,在武术界颇有名气。高智慧说,杜瑞林自幼好武,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练武比较“费鞋”,为省去母亲做鞋的辛苦,他经常光着脚练习,刻苦认真,武艺提升很快。
  杜瑞林渐渐有了威信,很多年轻人跟他习武。教授武艺之前,他都要讲授武德,鼓励弟子不断进取,吃苦耐劳。他的言传身教对四通捶的传授推广起到很大作用。即使老年时患上眼疾,他也坚持对弟子口传拳术,用耳朵听练拳的动静,从而进行指导。“这种文化一脉相承,现在的潍坊人在习武中也有一股不怕苦的劲头。”高智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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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重教学相长 传授毫无保留
  受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潍县的传统文化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这一特点也深深体现在传统武术文化中。不管是当地的武术,还是从外地传进来的武术,在潍县这块沃土上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寒亭的武术家于光庆颇有名气,他的武术特点为人们所熟知:拳非拳周身是拳,功非功全身是功。不过,他从不张扬。
  1980年,高智慧得知于光庆的大名,想拜他为师。“在李胜利的引荐下,我们来到了于光庆老人经常练武的小石桥广场上,这里不仅有老人跟着他学习,还有十几个年轻人。”高智慧告诉记者,于光庆得知来他的意便答应了。“于光庆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
  从此之后,于光庆把自己会的武术、剑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高智慧,这让高智慧受益匪浅。“于光庆老师最后告诉我:‘不管以后谁跟你学习武术,都要毫不保留地教给他们,教学相长’。”高智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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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铁从业人员 多是练武之人
  清末民初,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胶济铁路的贯通,潍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商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空前繁荣。潍县大集上有来自各地的商贩,潍县的纺织业和打铁行业也跟着发达起来。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高智慧告诉记者,当时在潍县的南北沙滩上,有很多打铁炉子,称为铁匠市,场面壮观热闹,打造的铁具销售到全国各地。“别看现在打铁行业已经没落了,被机械化所代替,可是在当时,这是一门很重要的技术,也很吃香。”高智慧说,这些铁匠大部分会四通捶,比如有名的武术家武锡珏、杜瑞林,都是铁匠。“众所周知,打铁是个力气活,而习武不仅能培养人坚韧的品格,还能练出大力气。”高智慧说,练武的人一般都比较强壮,更适合从事打铁行业。
  有趣的是,武术文化传播往往是在商业贸易过程中进行的。在当时,打铁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外地不少商贩在购买铁具的同时,感受到了潍县独特的武术文化,也有留下来向当地人学习武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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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优越孕育商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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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永恩,潍坊人,1935年生,高电压工程师。1952年至1995年先后在潍坊电厂、潍坊电业局工作。1956年起,担任《大众日报》与《青年报》通讯员。1964年创作诗歌联唱《奋勇前进》,获地区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2009年至2017年4月,先后发表文史作品近20万字,出版有专着《潍邑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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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近代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工商业发展异常活跃,人才辈出。商人、企业家诚信经营,锐意进取,形成了浓郁的带有地方特色的商贾文化。滕虎忱创建了华丰机器厂,给潍县工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墨林斋的装裱书画类商品走出国门;福聚祥茶庄服务热情周到,都为潍县百姓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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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县成为商品集散地  近代民族工商业兴起
  丁永恩介绍,潍县地处胶东半岛中间位置,连接着沿海城市与内地,自古以来商贸比较发达。明朝时期,潍县城区及四乡村庄已有固定集市。明清时期就有了“南苏州北潍县”之称,以“二百支红炉,三千砸铜匠,九千绣花女,十万织布机”而远近闻名,成为鲁东重镇、东莱首邑。
  19世纪中期,东部的龙口、西部的羊角沟及北部的天津等全部开港,山东半岛的贸易系统大为扩张,潍县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愈加明显。
  随着青岛开放为商埠及胶济铁路、烟潍公路、台(台儿庄)潍公路的建成,潍县与青岛、烟台、济南等地的商业往来日益频繁,迅速成为青岛、烟台与内地之间商品贸易的集散中心,这也加速了潍县的商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同时,公路、交通运输、邮电、金融业、电业、文化服务业纷纷在潍县出现,近代民族工商业快速兴起并日益繁荣。潍县商业经济的发展,除了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外,也和地方的政治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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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演讲受启发办实业 华丰机械厂注重品质
  丁永恩说,近代的华丰机械厂名气比较大,创始人是潍县的滕虎忱。1883年,滕虎忱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上过3年私塾,15岁随父去青岛,在德国设立的铁路工程处干修路苦力,后来考入青岛德国水师工务局马尾船坞学锻工。
  1912年,孙中山视察华北铁路时,在青岛发表了“唤起民众,反对列强,振兴实业,挽救中华”的爱国反帝演讲。滕虎忱听后,深受启发,认识到办工业才能“自救自强”,于是回到潍县创办了华丰机器厂。
  滕虎忱始终坚持信用第一,质量第一,“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力矫虚伪。”丁永恩说,即使一台机器上有一个不符合标准的零件,他也会更换;质量不过关的产品坚决砸碎作废。每一台出厂的机械,都要进行严格检验。这在当时传为佳话。
  滕虎忱非常注重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为制造柴油机,他专门从青岛请来高水平技术人员,给出的工资高出了自己的工资。他还打破常规,废除了学徒、学工学成后无偿效力几年的惯例,学成期满逐年递增工资,管吃管住还发放补助费。他还为职工建起福利设施,这在当时的潍县工商界史无前例。
  十几年时间里,华丰机器厂培养了千余名技术人员,对潍县的机械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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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画装裱真仿分明 拒绝假货诚信经营
  丁永恩告诉记者,潍县商人们秉承着诚信这一法宝,不断壮大自己,墨林斋就是很好的例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墨林斋是潍县书画装裱业中经营状况较好的一家,也是产品行销到省外,走出国门的唯一一家。创办人丁国祯广结善缘,他的朋友既有富户巨贾名书画家,也有外地书画商人与贫民中的书画作者、零售商贩。
  真仿分明是墨林斋的首要原则,丁国祯依自己的鉴别功底,对送来的作品都逐一过目。发现假冒,他一定苦口婆心说服送货者或作者,不要为眼前小利玷污了自己的良心。
  墨林斋的商品中,数量最大的还是“行货”,即一般大众买的“挂画”。丁国祯走遍了全城所有有住持的寺庙,对其中碑碣作了记录。他从中选择了一些,与寺庙管理者商妥后便雇碑碣艺人去拓片,获取了大量碑碣拓片。
  为给同行提供方便,同时也降低成本,扩大利润来源,丁国祯以代销价批量购进装裱用丝、绢、绫、锦、帛等丝织品,同时选购木料,请木工加工成各种规格的天地杆、轴头等,以批发价销给同行,以零售价卖给其他需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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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风严谨待遇优越 茶庄服务宾至如归
  丁永恩介绍,民国初年,潍县人的从商之道严谨,服务态度好,管理严格。潍县有饮茶的历史传统,旧日潍县卖茶叶的店铺很多,茶庄、茶行遍及县城和四厢,其中最大的当属福聚祥茶庄。
  福聚祥茶庄的服务态度极好,伙计们对顾客总是笑脸相迎、轻言慢语、彬彬有礼。不管买多买少,一样对待,老叟童稚,尤为照顾。有人买一斤茶让包二十小包,伙计听从照办,从不嫌烦。贫寒人家要买毛儿八分的茶,不称,随便抓一把,只多不少。所以,好茶加上好态度,福聚祥赢得了人心。潍县百姓一旦要买茶,都是随口说:“上福聚祥去!”一些老顾客来买茶,茶庄的人都特别照顾,往往把他们请到柜台后面,用紫砂壶冲上特色好茶,与之对饮、聊天,客人像到了家似的舒服惬意。
  福聚祥作风严谨,对伙计管理很严,要求他们要善待每一位顾客,表现不好的便有被解雇的风险。而被福聚祥这类老字号解雇的伙计,是很难再被其他店铺雇用的,所以伙计都小心谨慎,非常敬业。当然,茶庄老板给出的待遇也不错,除平常每月有薪水外,逢年过节还会发福利,尤其是过年的年货特别丰厚,因此,他们都忠心耿耿地为茶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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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家望族文化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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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建民,教授,现任潍坊学院传媒学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中国文化教学及研究工作。近年主持各级科研课题10余项;出版学术着作11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为潍坊市社会科学研究十佳拔尖人才。
  潍坊地区自古人才辈出,历来就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尤其是世家望族,不仅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群体,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缩影,更造就了一个个辉煌灿烂的世家文化。潍坊世家望族的特点是数量多、贡献大,不仅对当时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对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中的若干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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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家望族瓜瓞绵绵  明清时期蓬勃发展
  尹建民介绍,在汉代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后,潍坊地区以儒学起家并延续长盛不衰的世家望族难以尽数。如两汉高密郑氏、东汉伏氏,魏晋南北朝寿光贾氏,唐宋密州赵氏等。他们不仅对当时国内的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播者。
  明清时期,是潍坊的世家望族与家族文化发展兴旺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潍县的郭、陈、丁、张、田、刘,诸城的臧、王、刘、李、丁,安丘的曹、李、刘、马、王,高密之单、李,临朐之马、冯,昌乐之阎……
  潍县郭氏为科第簪缨之家,郑板桥对其世代书香倍加赞美,其《潍县竹枝词》有云:“连云甲第尚书府,带宅园林太守家。是处池塘秋水阁,红荷花间白荷花。”据郭氏族谱统计,明清两代郭氏先后产生过太学生等各类生员457人,取得功名者更是不胜枚举,因而郭氏家族历经500年繁盛不衰。
  诸城刘氏更是科举时代的宠儿,自明天启四年(1624)刘墉曾祖父刘必显中举起,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刘墉族侄孙刘源中举,近200年间一门中举35人。尤以刘统勋、刘墉父子官职最为显赫,均做到了内阁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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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入仕言传身教  造就辉煌世家文化
  尹建民说,以科举起家、入仕为宦并持续数代长盛不衰的世家望族,在潍坊地区比比皆是。他们长期以来重视家族文化传承,恪守儒家思想道德观念和为人、处世、治国之道,这种家风家学日积月累,形成了十分厚重的家族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读书、科举、入仕,成为士人人生的目标,也成为对子女培养教育的统一模式。这些家族往往通过长辈传授或族学教育,延续着家族的科举和仕途之路,维持着家族的兴盛。如潍县郭氏家族,居潍始祖郭礼塾师出身,对子孙教诲甚严,形成了崇尚读书的风气,奠定了郭家学业门风。若无此环境,就不会产生在潍坊文化史上占重要位置的郭氏家族了。
  高密单氏家学的传承主要通过父子或祖孙之间潜移默化、口耳传授。其中单父牧一支有明显的诗学传承,也是单氏最为兴盛、诗文成就最为突出的一支。
  另外,来自家族之外师友的授受,主要是同邑师友,也有助于提升家族成员的素质。如与郭氏世家交往甚深的有邢国玺、周亮工、郑板桥等。郭氏家族成员与诸师友切磋观摩,声气相通,逐渐形成独特而浓厚的家族文化。
  郭氏注重发展教育 丁氏家族富甲一方
  老潍县城有四大家族郭、陈、张、丁。其中郭氏家族人丁兴旺,书香传家,丹青继世,文风绵长,是潍县乃至山东着名的文化世家。
  郭家在潍500多年,可以拉出一长串学者名单。郭家人丁兴旺,家族研修学业的气氛日益浓厚,子孙后代多以诗文、绘画、篆刻、金石、收藏、医道出名。家传承继,各具所长。
  郭氏家族重视发展教育,热心公益事业,后世子孙杏坛执鞭、聚众讲学者不乏其人。郭一璐(1643—1713)知饶州时,督建书院,劝士勤学,倡变文风。郭伟积(1710—1791)居乡行善助学,为上进好学的孩子扶危解困,代为延聘老师。
  潍县丁氏远祖为湖北武昌的丁兴,因倭寇侵扰,丁兴子孙移居山东各地,其中丁山一脉来到潍县,繁衍分化,逐渐兴盛,有了后来富甲一方的“四宅”丁氏家族。“四宅”丁氏不仅是光有土地和房产的大地主和富绅,他们在中国建筑、绘画史、文献搜集整理办学等方面也留下了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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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出文献传承文化 顺应变革延续兴盛
  尹建民介绍,明清时期潍坊的世家望族及文人学者藏书风气甚浓,大多成为文献的收藏者。如诸城刘氏家族,乾隆后期刘统勋、刘墉父子先后总裁《四库全书》,家中赐书、藏书尤多。高密单氏,许多家族成员私人藏书过万轴。他们保存文献,传承文化。潍县丁氏、高密单氏、诸城李氏、安丘曹氏均富藏书。解放后,一些家族的后裔如丁锡田后人把藏书、文物捐献于山东省图书馆、博物馆、青岛图书馆等机构,成为这些单位的镇馆之宝。在注重科举兴家、家族内部的薪火传承、积累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丰富的藏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潍坊的世家望族在文化领域星光灿烂,家族声誉经久不衰。
  20世纪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他们大都能顺应社会形势的变化,挣脱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先后投身于晚清兴起的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及新教育等领域的活动中,逐渐完成了自身的转变,融入社会。这使得许多沿袭数百年的世家望族在近现代社会仍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国内政界、军界、工商界、科技界和文化界仍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些大家族中的一些杰出代表更是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期图片由邓永杰、刘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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